由于我们将不仅涉及一国内部的情况，也要涉及国与国的互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情况作一区分。第一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是一个有政府的社会；而在国际上，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众多的民族国家实际上生存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之中。第二个区分是，在一国之内，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而在国际上，人民是不能自由迁徙的。这两种区分将会使同一种行为或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
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的经济自由，是遵循规则的经济自由，它将那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的福利。迄今为止，这种规则只有在存在着一个政府的条件下，才能近似地实现。因此当我们讨论国际问题时，我们显然应该注意“自由”含义的变化。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条形成规则的道路，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行动达成互利的结果，否则损人利已的行动不仅导致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而且会与受害者的报复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邻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这场危机的多种角色中，我们选择了对冲基金、金融市场和民族国家作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这三个角色既是三种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们将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动中展开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探索。
一、民族国家与货币体系
一个货币体系就是一种制度，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民族国家提供。民族国家不过是政府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今世界中的具体形式。因为迄今为止政府提供保护的人群还是以历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划分开来的。那么，为什么货币体系是一种与民族国家范围相对应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为一个世界一统的体系？在货币体系的运转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人类很早就发现了不足值货币的好处，因为它可以使人们摆脱贵金属的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但一旦出现不足值货币，尤其是多种不足值货币，就有一种“劣币逐良币”的趋势，导致货币体系的不稳定。货币作为一种信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币值的稳定。因此，政府垄断了货币的发行，以暴力为后盾保证币值的稳定。当货币形式演变为纸币后，就更需要政府的强制力和信用的保证。一旦人们接受了不足值货币，发行者就获得了一笔发行货币的利润，它等于货币的面值与货币制造成本之间的差额，通常称为铸币税。这个铸币税应该是该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如果该国政府放弃了货币发行，转而使用了另一国发行的货币，就等于放弃了该国人民应该享有的利益。这是为什么一个民族国家要自己发行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假定全世界只使用一种统一的货币，国家间实行自由贸易，一个国家的货币供给则由它的贸易差额决定。贸易盈余会使通货增加，反之则减少（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360页）。由于各国之间的生产效率经常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中，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某些国家保持贸易盈余，而其它国家忍受持续的赤字。后者会因为没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压抑。由于资本将会追逐那些繁荣的地区或产业，货币与资本在国家间的自由流动，将会加剧不同国家间在货币供给方面的充裕和贫乏的差距（哈伯勒，1963，第434-481页）。但由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不能在国家间自由迁徙，国家间因货币供给的不同而产生的经济发展的差异，就不能通过人口的流动获得调整。因此一个民族国家有充足的理由，通过发行自己的货币，将货币供给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抽象地讲，货币供给的目标，是使得导致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充分就业的所有潜在交易都借助于货币实现。达到这一目标，并不需要中央政府发行如此多的货币，而是依赖于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股权市场，一类是债务市场（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11页）。通过这两类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金融市场将货币供给扩展到了一个社会的边际，即最后一个需要货币推动的交易，以及与该交易相关的生产活动。人们发现，以政府发行的货币为基础的债务具有足够高的信用，以至这些债务本身可以用作支付手段，因而债务本身就是货币。通过债务市场，债务在不断地被转手，也就在不断地执行着货币功能。特别地，银行体系的出现，以及银行多次循环地处理债务的方式，使一定数额的政府发行的基础货币被数倍地放大（康芒斯，1983，下册，第1-86页）。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交易，探测着货币供给的边界。在理想状态中，只要一个经济活动能够获得回报，且此回报至少不低于相当于自然利率（一个只反映时间价值的水平）的市场利率，通过债权债务的安排实现这一活动就是有效率的。因此，当市场利率等于边际生产率时，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即货币需求）之间达到了均衡（康芒斯，1983，第248-2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