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刑法以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为标准，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胁从犯作为共同犯罪人是我国刑法的独创，对于其独立性存在仍存在争议。胁从犯实质上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却将其纳入共犯理论，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
关键词：胁从犯，共同犯罪，共同犯罪人
一、胁从犯概述
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或免除处罚。”
通过这一法律条文的规定可以明确，胁从犯系与主犯、从犯、教唆犯并列的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将胁从犯纳入共犯理论可谓我国刑法的独创，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刑法典中都没有关于胁从犯的规定。在我国，胁从犯最早应追溯到抗战时期，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规定对于胁从分子应宽大处理，并主张把宽大处理胁从者作为一项政策。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对“蒋方人员”实行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1因此胁从犯是我国“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中“胁从不问”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和发展。在共同犯罪中，胁从犯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因此对其处罚也略轻于从犯。
二、共同犯罪人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要件：第一，主体要件，即共同犯罪成立的主体必须是两人以上。当然这里的“人”既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单位等法律上拟制的人。第二，客观要件，是指各共犯人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即要求各犯罪人为追求同一危害社会的结果、完成同一犯罪而实施的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各行为人的行为实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于危害结果，各共犯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第二，主观要件，即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胁从犯被共同犯罪吸收成为独立共犯人，然而是否只要是胁从犯就一定是犯罪行为，只要是胁从犯就一定是共犯人呢，比如甲拿枪指着乙的头让乙用水果刀刺丙的胳膊，按照胁从犯理论，乙知道自己参加的是犯罪行为，但为了避免遭受生命现实的危害才不得不参加犯罪，但乙还是有意志自由的，他参加犯罪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因此这也成为乙负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让一个普通人，在生命法益受到严重胁迫时，毅然决然为保全他人自我牺牲，未免太强人所难。更为过分地是，本来乙同样作为受害人，却被现行刑法击中沦为甲的共同犯罪人，实在过于残酷。笔者绝对赞同乙刺伤丙的非道德性，但在该案例中乙为了保全生命法益牺牲掉他人健康法益，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宏观上说保护了刑法上的较大的法益，甚至可以说阻却了犯罪构成。
三、胁从犯作为共同犯罪人的不合理性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相对，我国有学者认为胁从犯是共同犯罪人，其提出四个理由：第一，胁从犯的概念本身揭示了其独立的共犯人地位。第二，从刑事立法技术上推敲，刑法第27条规定的是从犯，第28条规定的是胁从犯，虽然立法将胁从犯区别于从犯规定，但这种区别并非否定胁从犯的从犯属性，而是出于突出其特殊从犯性质的考虑。第三，从刑法修订的情况来看，刑法取消了胁从犯比照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而是规定应当按照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显然胁从犯的独立性地位更加明显。第四，胁从犯不同于胁迫犯，在本质上应被视为从犯，是一种特殊的从犯。2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将胁从犯纳入共同犯罪种类中，其应是法定量刑情节，我国现行刑法依据共犯人在犯罪客观方面作用的大小划分了主犯、从犯，但对他们的主观心理特征没有提及，因为主观恶性大不意味着客观作用一定就大。主观与客观是从两个不同层面对犯罪进行的犯罪评价，胁从犯的法律特征是主观的，主犯、从犯的法律特征是客观的，这就难免造成胁从犯与主犯、从犯之间在外延上的交叉。3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胁从犯并不能成为独立共犯人，理由如下：
(一)胁从犯的立法基础不稳定
上文讲到，胁从犯的产生起源于抗战时期的政策性规定，可以说是特殊时期之特殊规定，跟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法律知识的普及程度等因素都有关系。法律资源应当本土化，在保持其稳定性的同时也应当随着瞬息万变的社会与时俱进，当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理应淘汰或更改那些已经没有意义跟现状不适应的法律条文。因此，“胁从犯规定的立法基础并不具有一种稳定的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特征，而是被深深地打上了一个时代特有的烙印。”4
(二)胁从犯不具备独立共犯的特征
我国刑法中规定共同犯罪包括四种类型：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首先，我国《刑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第29条第1款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从法律条文可以看出主犯、从犯及教唆犯很明显是独立的共犯类型，然而对于胁从犯的处罚却作为法定量刑情节。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其法律特征只有一个就是参加犯罪的被动性，不符合共犯的三个特征。其次，胁从犯不具备独立的地位。胁从犯不是一种独立的分工，被迫行为人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根据其发挥的作用有可能是实行犯，也有可能构成帮助犯。
(三)胁从犯制度有悖刑法谦抑性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谦”指谦虚，“抑”指抑制，这就要求刑法不能过于宽泛的进入社会生活。被胁迫参加犯罪，在英美法系称为被迫行为，是作为合法辩护事由存在的;在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刑法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被胁迫参加犯罪的情形，但将被胁迫纳入了紧急避险状况中。而我国胁从犯制度认为，胁从犯主观上不愿意或不大愿意参加犯罪，客观上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其社会危害性也较轻，所以对胁从犯减、免处罚。减免的前提还是认为被胁迫者参加犯罪行为者，一律构成犯罪行为(符合刑法13条但书的除外)，其打击面未免过大，与刑法谦抑性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