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商品交换的基础归结“劳动”（实指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一般的常规的基础性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英法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上的伟大成就。前者成为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后者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发展进程。然而，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价值论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必然要受到实践的挑战并被其他理论所超越。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出决定性挑战并最终实现了理论超越的是19世纪初的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对劳动价值论的新挑战看来又要发生，只是这次挑战的对象已从古典经济学转向了它的继承者；发出挑战并最终实现理论超越的也不再是西方国家，而是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上迅猛前进的当代中国。劳动价值论对实践的“理论瓶颈”作用，在哪个国家都没有像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如此尖锐，也没有那个国家能像当代中国具备实现理论超越的条件。
财富由多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财富，所以它理应也由创造财富的多种要素共同决定。然而，传统经典价值论却认为它们是两回事，坚持说财富源泉虽是多元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但价值源泉却只能是一元的（劳动）。市场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和支柱，它决定于供求双方的诸多因素，可是传统经典价值理论却坚持说价格最终只决定于劳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根本动力和首要条件的精辟论断，“三个代表”思想中的首要一条（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又将上述论断同我们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指导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大大提升了这个论断的思想高度和实践意义。然而就是这些至理名言和科学思想也要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反映当代最新历史潮流的新思想，同传统经典价值论所认定的价值唯一源泉及其体现者相抵触。如果谁还要承认土地和资本等其他非体力劳动要素也是创造财富及其价值的重要力量，更要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因为依照传统经典价值论，这些要素的作用只限于转移价值。
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使中国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的体制选择，已被实践证明并将继续得到证明。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传统经典理论却对市场经济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认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而一同寿终正寝。它还断定未来新社会只能搞计划经济，根本想不到社会主义还要搞市场经济。与此相关，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阶层也感到不能容忍。首当其冲的是在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家，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为国家和公众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自己赢得了财富和社会的尊重，成为推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然而，在固守传统经典理论的人看来，却是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剥削阶级，必欲尽速去之而后快，如果说眼前还可容忍其存在，也是退而求其次，不得已而为之，是决不能让它长久发展下去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新涌现出来的又一重要阶层，他们肩负着经济活动组织者和经营者的重任，他们是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坚力量，可是依据传统经典价值论，他们不过是资本家的帮手和剩余价值的瓜分者。
不是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脱了轨，而是传统经典价值论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实践。出现这种逆差的理论根源，首先，在于它将商品价值本质不是如实地定位于人与物的关系，从而脱离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个一般价值观的轨道，不仅将需求排除在价值范畴之外，而且将人与人的关系这个第二位的属性不适当地提到了首位。其次，在于论证前提条件的极其有限。逻辑推理也不是无懈可击，使得从中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能具有普遍性。但是在进一步的理论构建中，却是将这种本来特殊的理论当成普遍适用的原理，结果造成了一元价值论同多元财富论和多元价格论的脱离。为什么依据这个理论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做出的判断会过于激进？为什么依据它对新社会经济体制做出的判断难于长久有效？为什么依据它难于说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的要求和基本规律，也难于说明市场价格的决定及其运动规律？等等，归根到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问题的症结。
马克思得出劳动价值论的条件主要是：原始的实物交换，不存在货币与资本关系；除了劳动之外，其他各种要素在生产和交换中通通不索取代价或报酬；参与生产和交换的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这些前提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前提如出一辙，所以也就必然遇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同样矛盾。这些矛盾导致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对于这些矛盾马克思曾想加以解决，但是没有成功。至于马克思得出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推理，最受诟病的一点是他排斥异质现象的可比性，因为事实上并不尽然。至于关系到劳动价值论能否说明市场价格的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一直也没有得到科学证明。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重建多元价值理论，这是大势所趋，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坚持“三个代表”根本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经济发展主体正在走向多元化，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价值论也应是多元比的。这种价值论应该与一般价值论相统一，与财富论相统一，与价格论相统一，这样“三个统一”的多元价值论才能为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发展生产力以及进一步调整社会关系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应当从重新界定经济学价值概念开始。“价值”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作为客体的外界物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也说过：“‘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价值概念包含着不同层次和内涵。自然价值是指与人的需要发生关系的外界物中，不经人的干预、加工和创造，就能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经济价值是指自然资源一旦被人类加以开发利用所具有的价值，以及人类对外界自然物加工和创造而成的各种产品（首先是生产工具）的价值。
商品价值则是指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中用于交换的物品即商品所具有的价值，它同样是一个“关系”范畴，即商品的效用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对消费者来说，商品价值无非是指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他的需要；对生产者来说，价值就是他花费成本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给他带来效用（利润）。恩格斯说得好：“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5页。）商品本身是价值关系得以建立的起源和前提，人的需求则是其动力和目的，价值关系则是两者的对立统一。
关于商品的性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认定商品具有两种独立的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实，商品的属性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交换的比例）不过是使用价值的延伸和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交换双方实现自己商品使用价值的中介，交换价值绝不能离开使用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居主导地位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及其变种，总是依据将人的需要与个人主观欲望相等同的错误论证，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主观心理现象。这是对人的需要的客观性和商品价值客观性的双重曲解。
正确理解商品价值范畴的本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如果认定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和运行中最根本和最普遍的矛盾，那么，以这种价值论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体系，必然着眼于处理和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着重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并将人与人的关系置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要求之下。反之，将价值界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决定性地位，势必将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置于从属地位，甚至脱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就是这样，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当反封建的任务大体完成，进入发展生产力的阶段之后，西方经济学就抛开了劳动价值论而转向了其他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轨道，而在我们这里，直到今天才开始认识到改弦更张的必要和紧迫。
三
应当重新认识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创造力量。主观效用论者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个人的主观感受，不承认任何客观因素的存在及其对商品价值的影响，这显然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在科学上是站不住的。古典经济学家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有时还加上物化在机器等产品中的劳动，但排除其他生产要素，这是一种片面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则进一步将商品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完全排除了各种非劳动要素，甚至也排除了具体劳动本身，这是更大的片面性。既然商品价值是商品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那么商品的价值也就必然决定于该“关系”的双方，不会只决定于其中的一方，更不会只决定于一方的某个要素。同时，这种“关系”的存在及其决定是分层次的，所以价值决定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综合体系。在最广泛的层次上，商品及其价值是人与自然界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和自然界都是社会财富及其价值的源泉，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本身也是财富的源泉。进一步说，不仅自然界（包括地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大前提和基础，而且人类本身也是宇宙和自然历史演变的产物，人类的劳动力是一种自然力，劳动本身则是这种自然力的表现。应当如实地将人类及其活动理解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必须自觉地融于大自然并且服从大自然的根本规律，同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对立，人类社会才能得到永续发展，所以，应当树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