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跨国公司侵蚀国家经济主权的较为普遍的观点
关于跨国公司侵蚀国家权力，多数研究认为，跨国公司是一种全球行为体，它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因此它们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公司的利益和目标而不是任何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跨国公司的“国籍现在只有一种形式上的参照意义”（注：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它们“拒不效忠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东道国，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注：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497）由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注：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5:11）
对于跨国公司与母国即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认为，“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它们的选民的福利。”（注：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9）“跨国公司的国际性对发达国家的威胁表现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与致力于维护本国福利的西方发达民族国家之间产生了矛盾，即‘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转移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劳动岗位，减少了政府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资金来源，加剧了社会福利国家危机。”跨国公司削弱了国家的社会再分配职能。（注：Susan Stra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r-n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3～15,91～99）
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即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相关研究强调，跨国公司一般在发达国家（中心地带）发展垂直分工体系中的高层次产业，而在东道国即发展中国家（边缘地带）发展低层次产业，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从属性。跨国公司的威胁还表现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占有越来越大。最终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外流，产业结构畸形，民族产业萎缩，南北差距扩大。“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国际性决定了它对发达国家（母国）和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经济权力都构成了挑战”。（注：陈安国.论经济全球化中的跨国公司及其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37～38）
二、对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的权力关系的再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总体而言，跨国公司对主权国家的权力确实有所削弱。但具体、深入地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相当复杂。
（一）如何看待跨国公司财力的增长
人们对跨国公司相对于主权国家权力的增长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跨国公司财力的雄厚及其强劲增长。因此首先需要对此作一些澄清。
现在的大型跨国公司确实拥有很多财产，这些财产是一种经济权利和权力。但是，这类权力和国家的经济主权是有质的区别的，这些权力不可能转化为类似国家所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很多属于国家权力范围的事情，对仅有财产权力的公司来说是禁区。迄今为止，“国家及其代理人仍然是唯一可以合法地强制他人做什么（如兵役）或者禁止做什么（如贩毒）等的组织。”（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国家作用的重新定义.［载］青木昌彦等编著.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26）国家权力衰落理论的坚决反对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和国内社会里都发挥着跨国公司所不可取代的作用，即提供安全和公益，保护私人财产权。
（二）跨国公司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关系
首先，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政府推动的结果。全球化的动力不只来源于跨国公司，也来自发达国家的政府。罗伯特·吉尔平就曾指出，全球化最强的时期总是与霸权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最强大相联系的，而霸权的衰落则导致不稳定的增长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减弱。他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增进母国的利益的。（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73）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追逐巨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其母国的政府为它们创造的便利条件。根据帕金森定律，政府有一种天然扩张自己规模及权力的倾向，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主动地作出限制自己权力的选择。
其次，跨国公司的扩张没有削弱发达国家政府的社会汲取和支出能力。收税的能力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也是行使其他权力的重要保障。从一个国家税收收入和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可以大致看出国家权力的增长。国家经济主权削弱的论据之一便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游走削弱了国家的税收收入以及社会支出能力。事实是怎样的呢？近十年来各主要国家经济性收入（经常性税收收入占据其中的90%以上）以及经常性社会支出的变化情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见下表）。
1990～1998年七国政府的经常性收入、支出所占GNP比重的变化情况(%)
年代 国别 瑞典 英国 奥地利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1990 收入 44.2 36.5 33.0 40.1 38.5 28.4 19.5
支出 40.8 38.0 38.1 42.5 47.8 30.1 23.5
1998 收入 40.3 38.3 37.3 41.8 41.5 31.7 21.8
支出 42.8 37.8 40.1 46.6 44.6 33.0 21.0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304～305页图表整理计算所得。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990～1998年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近十年间，只有瑞典（原先经常性政府收入所占GNP比重较大）的经常性政府收入占GNP比重有所下降(44.2%～40.3%)，其他国家均有所上升，其中，奥地利上升的幅度最大，上升了4.3个百分点；在经常性政府支出方面，英国、意大利和美国3国略有下降，其余4国则略有上升。发达国家的政府平均收入比1990年有所增加，而政府开支则基本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由此可见，很难得出结论说跨国公司侵蚀发达国家的税收和支出能力。其他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80%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注：Sruce R.Scott.The Great Divide in the Global Villag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1:107），因资金流出而受到影响的税收被流入的资金所补偿。因此，在经济关系领域，各民族国家的权力存在着双向交换的关系，因为在其他国家的贸易中，自己失去的经济权力会得到补偿。（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332～333）但这种关系基本上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
第三，跨国公司在许多重要方面依赖母国。许多研究表明，如果用包括资产份额、所有权、管理、雇用、研究与开发的地点等重要标准来衡量的话，母国基地的重要性仍是规律，而非例外。在许多大公司的创立和维持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任何跨国公司都必须认同于特定的主权国家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获得支持和寻求安全保护。跨国公司对母国的依赖在战争或紧急状态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假如跨国公司丧失民族性，无论它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也将沦为国家凭借政府权力任意宰割的对象，在与东道国发生冲突时尤其如此。
（三）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数目众多，各国国情差异很大，它们与跨国公司权力的消长情况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发展中国家都是跨国公司的接受国，基本不存在跨国公司侵蚀国家税收权力的问题。
首先，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来看。东亚新兴工业体以及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为跨国公司的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外来投资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客观上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力迅速增强。
跨国公司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整体来说是积极的，但也不能否认跨国公司对国家权力的消极作用。大致说来，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立性有些消极影响。一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部门有被跨国公司控制之虞，甚至已被控制；一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反不公平竞争政策、劳动和环保政策等的执行，因为跨国公司因素的存在而受到削弱。
其次，从转型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来看，这里的社会转型国家包括苏联、个别东南欧国家以及亚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