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 西部大开发；投资；利益；安全；利益导向；法制准备
在国内有关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有关“西部怎么干”这个话题，许多论者提出了不少“根本”性的意见。如有人说“人才是根本”，有人说“科技和教育是根本”，有人说“基础设施建设是根本”，有人说“生态环境保护是根本”，等等[1]。
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建设基础设施，都需要投资；而保护生态环境，除了需要投资外，则主要是个立法和执法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利益导向”和“法制准备”才是“根本”。
一、为什么要在西部大
开发中进行利益导向和法制准备
(一)西部大开发最急迫的需求是投资
西部大开发最缺少的是投资。在已经过去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间，西部地区不仅没有能很好的吸引外来投资，而且在伴随着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同时，本地资金也往外流。现在西部地区不要说搞大开发，连基本建设资金也十分紧缺。西部地区要在这次大开发的机遇中成长为经济巨人，它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自我供血，而必须从外部引来投资。人类社会经济进步的机制历来是先进“帮”后进、先进“带”后进、先进“促”后进；没有一种经济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能够全面快速发展的。吸引外来投资就是要在一个开放环境中寻求外来的帮助。
（二）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
在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很多人都说现在国家经济实力已大大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也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国家有能力将重点转向西部地区的开发，因此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这个思路不甚妥当，有背于市场原则，是一个计划经济的思路。西部大开发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其市场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更重要的是国家财力十分有限，面对广大西部这条巨龙的“血盆大口”，国家投资可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大”开发的投资需求问题。现在中央财政一年的收入有6000亿元，而2000年还本付息的债务已高达4000亿元，1999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797亿元，债务和赤字都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因此2000年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警惕和防范财政风险的概念。若过量增加建设投入，赤字势必继续加大，将容易导致国家的信用危机和还债困难，从而影响国家管理职能的正常发挥，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会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阻力。有人对财政转移支付抱有相当希望，其实这个转移支付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西部要开发，东部沿海地区本身也是处在发展之中，不可能有大量的财政转移。西部大开发作为一个国家大战略，国家肯定会有不断增加的? 度耄矣邢薜耐度胫荒芏怨愦笪鞑康幕窘ㄉ柰蹲势鹨桓鲆己屯贫淖饔茫豢赡芙饩龃罂⒌木薅钭式鹦枨笪侍狻Ｒ虼宋鞑看罂⒌闹饕蹲世丛粗荒苁枪夤诘姆枪俜阶时尽?nbsp;
目前国外的非官方资本是非常巨大的，国际市场上的游资每年有几万亿美元。国际上的非官方资本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现在全球的跨国公司已有4万家，国外分支机构有27万家，他们控制了国际直接投资的80%。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和投资行为为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我国西部大开发要做的关键工作是如何把国外的非官方资本大量吸引进来。吸引外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首要内容，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一。
西部大开发的另一个投资来源应是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民间资本。国内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直到1999年都还在扩大。如1999年贵州的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的36.3%，1990年与上海的比是7.3倍，1999年扩大到了12倍[3]。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说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比西部地区大得多的民间资本，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不可忽视这一投资来源。
（三）利益导向的理论前提：非官方投资趋利论
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投资来源是国外国内的非官方资本，但这些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4]。非官方投资是以利益为本，因此只有利益才能把非官方投资吸引过来。
在西部大开发讨论中，人们常说“人才是根本”、“教育是根本”。其实在大开发的启动过程中，人才和教育都不是根本。比如深圳从前有什么人才呢，可是后来人才都往那里跑；深圳直到现在都没有一所名牌大学，可是名牌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在全国最高。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它那里有“利益”和能够顺利获取利益的“市场机制”。我们有许多落后地区，它们并非不重视人才，遗憾的是它那里没有“金矿”，因此“淘金者”不会到它那里去。如果一个地方找遍每个角落都让投资者看不到一点利益，那么它就不要凑西部大开发的热闹，存留任何一丝吸引投资和人才的幻想；即使你怀着多么美好的愿望，市场机制也会无情地粉碎你的梦想。一个地方有利可图，投资者来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自己会决定，企业自己会根据科研、生产和市场的需要又用利益去吸引人才，不用政府去操心。可见吸引人才、发展科技和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做好利益导向，投资就来了；投资来了，人才就来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利益——投资——人才”的良性循环机制。大开发没有人才不行，但如果没有利益，没有投资，就永远不会有人才。
东部沿海地区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但这些地区的决策者都强调：要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只能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参与大开发。不少东部企业界的人士也认为，开发西部说白了是个经济进程，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西部大开发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必须利字当头，如果无利可图，是不会去投资的。目前浙江商人在新疆从事经营的有8万人，在陕西有12万人，在西南各省有20万人，在西藏地区也有数千人[5]。他们不是政府安排去的，而是自发去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那里“有利可图”。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在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此西部大开发不能重复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西部“三线建设”那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开发模式，而应根据投资的趋利本性,利用市场化手段来吸引国外国内广大的民间投资。西部开发急需投资，而投资主要来自非官方资本，非官方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因此要吸引它必须靠利益作导向。
（四）法制准备的理论前提：投资安全需求论
投资不仅需要利润，而且需要安全。任何一个投资者，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都希望把钱投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从而平稳地实现其利润。如果一个地方虽然看起来有利可图，但没有安全保障，那么投资者就会裹足不前甚而断然回首。投资的安全环境靠什么来提供，只能靠法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健康的投资人对法治安全的需求超过其对财富冒险增长的需求。现在的发达国家已经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投资利润不是通过原始积累时期那种无法无天的冒险来获取，而是要在有利于投资的立法保障下，在良好安全的法治环境中来合法地获取。因此西部大开发地区要大量引进国外国内的投资，就必须作好法制准备，提供一个让外来投资能安全“图利”的环境。
（五）投资定律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不同的投资环境，利益和安全都是一个变量，投资也是一个变量；但投资变量是由利益变量和安全变量决定的。根据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并不表示确切量变但反映量变方向的投资定律——
投资量 = 预期利益值／非安全系数
这个定律的含义是：如果非安全系数为确定值，则大量投资将涌向预期利益值大的投资环境(即投资量与预期利益值成正比，预期利益值越大，投资量就越大)；如果预期利益值是确定的，那么大量投资将涌向非安全系数小的投资环境（即投资量与非安全系数成反比，非安全系数越小，投资量就越大）。如果一个投资环境相比别的投资环境预期利益值要大、且非安全系数又小，那么它需要多少投资就将会有多少投资涌进来。一个最佳的投资环境是一个预期利益值最大且非安全系数最小的投资环境。投资者的预期利益值的确定主要是依赖于真实可靠的利益导向，缩小非安全系数则主要是依靠法制。因此这个投资定律提醒西部大开发地区：如果你的开发主要是需要投资的话，那么你要做的根本性工作就只有两项——“利益导向”和“法制准备”。
就目前来讲，国外国内投资者投资东部沿海地区的利益值和安全系数仍要比西部地区大得多。但随着大开发的推进，西部资源优势的逐渐显露以及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这个差距一定会不断缩小；如果这个差距不会缩小的话，那么西部就永远不会有希望。但这个差距的缩小、甚至消除、甚至反过来西部投资利益和安全系数都超过东部沿海的前提是——要让投资者明白获取较大预期利益及其实现投资安全的极大可能性。要做到这一点，归根到底要十分努力地做好利益导向和法制准备。
二、如何做好利益导向和法制准备
（一）如何做好利益导向
利益导向的含义是：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充分挖掘西部的投资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