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外“数字城市”基础平台建设的现状分析
1） 空间数据生产、使用的协调和管理
1994年4月13日，美国颁布了12906号总统行政令，实施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ational Spatial Data Infrustructure ，NSDI）计划，正式在美国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中开展直接协调地理空间数据收集和管理的活动。
英国政府在认识和分析美国NSDI成功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地理空间数据框架（NGDF）发展计划。
澳大利亚联邦空间数据委员会制定了空间数据管理机构与领导机构的权利与责任、联邦公益空间数据转让等政策。
2） 空间数据框架建设
美国FGDC于1995年4月提出了NDGDF实施计划，开始建立包括大地测量控制、数字正射影像、数字高程模型、交通、水文、行政单元以及公用地块地籍数据在内的数据框架。
加拿大Geomatics Canada负责全加拿大国家地形数据库（NTDB），已经完成1：25万地形数据库和南部人口稠密地区的1：5万地形数据库。
欧洲大多数国家版图较小，数字地理空间数据生产基础较好。英国陆军测量局从1970年开始从事数字化制图，已正式向社会提供数字化地图。
法国地理院从1985年起建立1：5万全国地形数据库（BDTOPO），x、y精度为2.5m，z精度为1.0m。
德国内务部原大地测量研究所（IFAG）负责完成全国1：20万DLM和1：100万DKM，各州测量局负责完成1:2.5万DLM和1:2.5万DKM，其地物精度要求为3m。
荷兰于1990年建立了地籍信息（非图形）的联网查询，有2500注册用户，1997年完成全国地籍图数字化。
日本是亚洲地区最早开展地理信息化工作的国家。目前已能向社会提供DEM 数字地图等系列产品。
3） 空间数据标准建设
发达国家的地理信息管理采用国家和地方两级管理体系，在“数字城市”空间数据基础平台的建设中,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即由中央政府组织相关机构共同推动全国范围统一数据平台的建设。政府在其中主要起到协调政策性事务、组织研究发展、统一数据标准和行业规范等作用。
2、国内“数字城市”基础平台建设的现状分析
我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作为推进信息化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对“数字地球”给予了高度重视。
1999年11月在首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上，北京市市长刘淇正式提出了启动“数字北京工程”。2000年初，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制定了“‘数字北京’工程总体框架及发展规划”，这份规划对数字北京的概念、内容、目标、重点项目等作了详细的阐述。
山西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为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抓住“数字地球”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化基础和优势，确立建设“数字山西”战略目标，建设空间数据基础设施。2000年12月在太原市召开“可持续发展研讨暨空间数据基础设施项目论证会”，通过了《“数字山西”空间数据基础设施项目建议书》及其总体设计方案。
2001年2月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基础测绘工作，基本建成“数字陕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
《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建设“数字福建”作为“十五”的重点建设项目，并成立了以省长习近平为组长的“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
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0年11月，在长沙召开了“数字湖南”框架工程专家论证会，与会专家和代表提出将“数字湖南”基础框架工程纳入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以利尽快实施。
吉林省计委于2001年4月邀请国内30位专家、学者在长春就“数字吉林”建设问题召开了研讨论证会，专家一致建议政府尽快立项实施。
海南省、湖北省、浙江省、河南省、重庆市、厦门市等地区也通过了数字区域的论证，开展了“数字区域”、“数字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上海在国内外“数字城市”建设中所处的水平综述
1）上海在“数字城市”领域中相关工作的现状
形成了全国领先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规模和能力；完成了所有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数字化；进行了城市遥感影像系统应用；探索了数据共享机制和应用标准；开发了多领域的地理信息应用系统。
2）上海在 “数字地球”、“数字城市”领域中的优势和差距
主要优势：一是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的规模和能力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二是信息技术普及程度比较高。三是具备比较优厚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实力。四是具有丰富的人才和技术资源。
主要差距：一是作为“数字城市”核心技术的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面过窄。二是信息共享困难、行业基础数据库之间互访性差。三是具有“上海特点”的自主技术研发实力尚不突出。
（篇幅：21000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