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3-17 作者：杨曾宪
－－从双塔惨剧论及狭隘民族主义及《东方学》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美国纽约发生的惨剧。惨剧使我震惊，更引起我久久的沉思。
２０世纪是人类迈入现代文明之后最为惨烈的世纪。上半个世纪有德日法西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下半个世纪有中国文革反文明的悲剧加闹剧。进入２１世纪，人们曾天真地认为，人类将告别惨痛历史迎来新的纪元。但随着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楼被两架挟持的波音客机所摧毁，新纪元的美好蓝图已被撕碎。双塔惨剧，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类２１世纪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现在尚难预料。但作为一个学者，我相信，它的冲击波，必将会对社会科学对人文学科对文学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２１世纪永恒的反思主题。
眼下，尘埃尚在，惊魂甫定，绝不是做理性反思的恰当时刻。但看到中国各网站上汹涌喷出的狭隘民族主义言论，这里，只能请双塔之下的怨魂宽容，容我提前做这样的理性分析，以供各方人士参考或批判。是为“尘埃未定时的反思”，其重心将放在对狭隘民族主义和《东方学》的反思及批判上。
一、对双塔惨剧的反思
双塔惨剧，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也是对构成人类文明两大基石：科技与理性的挑战［1］ 。惨剧的发生，以更直白的方式暴露出人类现代文明内在的深刻危机，包括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冲突与危机。
在对２０世纪人类悲剧的反思中，现代学者早已提出了科学异化的概念。凡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武器，无一不是高科技的产物。高科技本身是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了福祉，也带来了生态灾难和生存恐惧－－核按钮一旦掌握在战争狂人手中，人类将陷入灭顶之灾。但在那种异化分析中，武器的边界还是清晰的。只要将核武器的秘密守住，或只要能制造出相应的反导、反核武器，如此等等，根据矛与盾原理，高科技本身最终会制止高科技所带来的灾难。但双塔灾难却粉碎了这一理念。双塔是现代高科技的象征，摧毁双塔的两架波音飞机更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它们间没有矛、盾的概念。恐怖分子可能仅仅动用了最原始的刀具，便将巨型客机变成巨型武器，而巨无霸般的大厦本身，接下来又变为大屠杀的工场：大楼的每一块碎皮每一片玻璃都变成为锐利无比的凶器，大楼躯体变为巨大的坟墓。就这样，两个高科技的产物，瞬间都变成了能量巨大的杀人武器。这样的思路一旦被打开，那些人类文明视为骄傲的许多高科技成果，可能都将成为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斯之剑！这便意味着人类现代文明生活，就建筑随时可塌陷的万丈悬崖之上！想到此，真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双塔惨剧后，有科学家说，现代科技会应对这样的挑战，可以避免类似的惨剧。但我相信，类似情况，是防不胜防的。只要世界上存在丧失人性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这样的风险便只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越来越越大。因此，更重要的还是要建构起强大的理性的心理防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双塔惨剧最令人颤栗的，并不是惨剧本身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而在于这一惨剧制造者对人类理性底线的彻底否定和扬弃。人之为人，不在他能制造工具，更在他是理性的存在。而这一理性的底线，就是他对人的属类性即人性的价值认同。通常所谓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或民族尊严、民族独立等等价值概念，都需要建立在对人性价值的理性认同上。不把自己的同类视为人，还有什么“人权、自由、平等、正义”可言！凡异族皆可杀，还有什么民族尊严和民族主权可言！人类几千年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就是建立起了被普遍认同的人性概念和把人当人对待的人道准则，以及相应的民族尊严与主权原则。无论人与人之间有存在怎样的权势差异，人也不能象对猪狗牛羊那样随意将人杀掉；无论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一个民族也不能随意侵略迫害另一个民族。
当然，由于人类生存资源的稀缺，由于各种不公平制度的存在，由于种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具有理性的人类或许更善于理性地对他人（或其它民族）进行抗争、报复或劫掠，各类革命、战争或暴乱便是不可避免的。但理性的人类在进行革命、战争或暴乱时，都会给出正当的理由，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而都要将相应的责任推给对方。这便表现出人类对共同游戏法则的认同：基本人性，是不能扼杀的；基本人道，是不能践踏的。只不过，在法西斯字典中，普遍人性，被优势和劣势人种所取代；在文革的语录中，共同人性，被对立的阶级性所替代。这便是人类大悲剧大惨剧的理性渊薮－－既然对手已失去属人存在的价值合理性，那怎样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便只是个技术问题了。好在历史不是某个强势集团所书写的，最终的结论必将还原正义。正因如此，在２０世纪末叶的局部战争中，尽量不滥杀无辜，便成为对战争本身正义性的衡量尺度－－即便你是打着正义旗号的入侵，但只要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那就也应承担战争罪责，并应接受正义的审判。美国自然也不例外。
但在双塔惨剧中，这一游戏法则却彻底地、史无前例地被践踏了。如果恐怖分子不是劫持客机，而只是引爆自己的肉体炸弹；再如果他们袭击的目标只是五角大楼而不是世贸中心；那么，这些恐怖行为尚可寻找某种正义性的理由。因为站在他们的民族或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这可解释为弱势群体对被美国政府所践踏或剥夺权利做出的绝望报复。美国政府，依仗其强势话语，将其国家和民族利益掩盖在捍卫普遍人权旗帜下，所做出的许多霸权主义行径，本身确是应受到谴责和批判的。但双塔惨剧的制造者，所攻击的首选目标却是国际性的商业设施，是数万名无辜的平民。这便使它必然激起全人类的公愤。因为这是一种大屠杀，是一种比希特勒更卑鄙的大谋杀。如果听任这样的谋杀行为发生，那么，就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绥靖政策一样，最终只能将整个人类文明葬送掉。道理十分简单，当我们今天为美国的惨剧而幸灾乐祸时，明天，恐怖分子会用同样的手段在中国，在北京上海制造同样的惨剧！因为对恐怖分子来说，寻找某个正义理由实在太容易了。因此，谁为这种恐怖行动张目，那等于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
令人遗憾或震惊的是，国内许多网站上这种将灵魂抵押给魔鬼的舆论一时间竟甚嚣尘上！当然，经历过近年来中美之间种种磨擦事件，再加上诸多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左派”言论，一般民众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在此刻总爆发并不令人奇怪，甚至可以说非常正常。但这种情绪爆发的正常性，决不等于它的价值合理性。那些因仇恨美国霸权主义，因对王伟、对驻南烈士的悼念而对双塔惨剧幸灾乐祸狭隘民族主义舆论，毕竟已远远偏离了人类基本的理性价值立场。此刻，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社科人文学者，作为人类普遍理性和道德良知的体现者，作为人性价值尊严捍卫者，理应站出来，抵制、批判和彻底否定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不是相反。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是不应有什么学术派别之分的。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为这种幸灾乐祸做理性辩护的恰恰是一批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某些人文学者。双塔坍塌了，那惨案毕竟发生在大洋彼岸，其巨大的冲击波我们感受不到；但此刻，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旦理性堤岸被摧垮，我们的同胞宣泄出来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是何等地可怕！当然，这些人今天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对准美国的。但谁能保证，明天他们不会打着同样的崇高旗号，对准自己的同胞呢？文革的悲剧不正是这样开场的吗？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高喊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将昔日的老师或邻居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时，其理由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被指控为美国特务日本汉奸！一旦失去理性的价值立场，一旦越过做人的人道底线，人类必将被笼罩在恐怖之中。中国文革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些“革”别人“命”的红卫兵，很快被别人用同样手段“革”了“命”；今天的中东局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屠杀对方无辜者的同时，也使自己同胞面临着随时被屠杀的命运。就世界范围而言，一旦某些国家公然拒绝遵守人类共同的游戏法则，那么，人类的文明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因此，作为社科及人文学者，我们需要正视并深入研究双塔惨剧背后隐藏的人类政治文化的内部冲突及危机，但却绝不能承认恐怖主义的合理性。对这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任何支持和赞赏，都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背叛，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
二、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思
必须看到，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双刃剑。理性的民族主义，抵御外来入侵，捍卫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是捍卫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正义之剑。狭隘的民族主义，盲目自大、因循守旧、仇视异族，则往往是践踏人类基本价值规范的邪恶之剑。但我们长期来，并没注意划清这两者的界限。我对鲁迅尊崇有加，就是因为他是近代中国真正的理性主义爱国者。鲁迅深深爱着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但他却绝不狭隘，不夜郎自大，更不盲目排外，对于民族的劣根性，他深恶痛绝，绝不护短。最使我感佩的，是他对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态度。他生前多次希望能将明教士的《中国人的素质》翻译过来，让中国人照照镜子，认识自己。他甚至这样说：外国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2］ 。
但在中国文化中，鲁迅似乎是另类。中国的民族主义几乎从没突破“狭隘”的囿限。“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几乎被我们视为民族英雄。在内蒙成陵成吉思汗坐像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