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 谁是价值创造的主体，怎样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构成了毛泽东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毛泽东价值观的基点。立足于这个基点，毛泽东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系统，从而在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价值思想体系中树起了一面新的旗帜。
首先，毛泽东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价值创造的主体作出了全新的判断。他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里，“创造世界历史”就是创造价值；“动力”就是主体的创造力；“只有”不仅对创造主体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规定，明确地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严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动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稣一类的神秘力量，统统排除在创造主体的范围之外。
其次，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新世界中，党的领袖、国家官员和普通群众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的区别。前者的价值就在于服务，即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幸福。为了矫正传统的身份等级偏见，在毛泽东排定的社会群体价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对这种价值序列关系曾作过明确的叙述：“我们一切革命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至于在人民内部，更无尊卑贵贱的差别，身份价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标根本一致。所以，毛泽东号召“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5页），以便形成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新型同志关系。
毛泽东立足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决不能像剥削阶级那样对人民群众采取敌视、轻视或利用的态度，而是应当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群众服务，谦虚谨慎，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2.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 毛泽东把人民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他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4页）这一取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上，毛泽东主张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利，把人民利益作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针和经济政策，以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生产，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建国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60-70年代，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相应措施……这些都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实际贯彻。也正是根据这一取向，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等各种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行为。他经常要求全党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等等都要提到议事日程上，认真予以解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5-137页）他一贯坚持立党为公，反对立党为私，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他反复强调党的宗旨、责任和奋斗目标，并要求全党加强党性的修养和锻炼，防止被糖衣炮弹所击倒和在和平环境中变质。
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人民利益在政治取向上的根本要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新制度。在众多的前人模式中，毛泽东选择了共产主义。
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建设。因此，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长期的奋斗历程中，毛泽东始终把对人民民主权利和平等地位的追求作为主要政治取向，并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大力废除封建制度，创建民主政权，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在军队内部，打破旧的等级，实行三个民主，很快造成了军民一心、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群情振奋的社会局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致力于实现新世界的理想，把制度建设和人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实行干部参加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及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等新制度、新政策，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破除私有观念，扫除官僚主义，惩治腐败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了革命的传统，蔚成了一代社会主义的新风，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这数十年的过程中，他的政治取向已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文化上，毛泽东也自觉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其取向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斗争。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页）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的新中国建设时期，他认为文学艺术应当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它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工具。
3.“两个最大”是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同上，第1096页）这就明确地把是否合乎“两个最大”，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当作了价值评价的最高尺度。这一评价标准的确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首先，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价值标准。它的价值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某一阶级、阶层，更不是一己之私。这就彻底否定了传统的利己主义评价标准，也同那些以追求某一阶级或集团狭隘利益为目标的评价标准划清了界限。除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外，在价值目标上也具有非常的高远性。在任何社会的实际进程中，人民利益都有多种复杂的表现。其中既有短暂的利益，也有长远的利益；既有根本的利益，也有具体的利益。面对这些不同的利益选择，共产党人应以什么作为确定自己战略目标的根据，并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呢？“两个最大”的确立，就为共产党人正确地进行战略目标选择提供了客观的尺度，从而能够超出狭隘的视野，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短期行为。应当指出，毛泽东认为：“最大利益”是指“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并不等于排斥各种具体利益，也不等于放弃对当前利益的追求。同时，还应当指出，毛泽东认为“最大利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解决的主题不同，必须分解为具体的利益。这种分解不仅没有偏离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且恰恰是实现“最大利益”过程的必经步骤。
其次，这是一个全面的标准。社会主体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就物质方面来说，包括衣、食、住、行、用；就文化方面来说，包括思想、理论、教育、体育、文学、艺术、道德等；就政治方面来说，包括参政、议政、督政以及其他各项民主权利。就这三项基本需求来说，物质生活的需求处于最基本的地位，但是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也是无法替代的。因此，作为评价主体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的最高价值标准，不应当是片面的，而应当是全面的，至少应当包括发展物质生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提高精神文明等项内容。“两个最大”这一标准就合乎逻辑地涵盖了所有这些尺度。
再次，这个标准决定了群众实践是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实践改造社会的正确思想，由此找到了实现价值目标的正确途径。在对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价值评价上，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它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荡污涤垢、除旧布新的伟大革命活动，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自我净化、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基本活动。尽管在人民群众的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失误和偏差，但都是能够通过自我调整在前进中逐步克服的。因此，共产党人对待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应当积极参与、热情支持、科学总结、正确引导，既不应落在后面甘当尾巴，也不应站在一旁指手划脚，更不能迎头而上、大泼冷水。
4.毛泽东价值观的意义 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毛泽东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一，毛泽东的价值观在终极关切的层次包含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它不仅能够在根本方向上指引我们沿着这个方面和目标前进，而且能够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形成整齐的步伐和强大的合力，推动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振兴。此外，在新与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的转换和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变革时期，社会上难免出现种种思想上的迷乱和困惑，甚至也难免引起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中的所谓“信仰缺失”的问题。正确地开展毛泽东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在人们信仰的深层消除困惑，树起精神的支柱。
第二，毛泽东的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从思想上决定了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毛泽东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持续进行毛泽东价值观的教育，有利于从根本上增强党性，克服不正确的思想观念，阻止官僚主义及种种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对党的肌体的侵袭，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
第三，毛泽东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