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者】陈红桂
【作者简介】陈红桂(1978-)，男，江苏高邮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一般的理解认为，解放思想是在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殊语境中提出的，然而，这种理解容易造成许多困惑。立足于后现代知识语境中的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可以解构和超越这一传统理解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获得全新的、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证明：邓小平理论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摘 要 题】学术探索
【关 键 词】邓小平理论/反本质主义/解构超越
【 正 文】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这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哲学意义应当如何把握？借助于后现代知识语境，尤其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我们可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传统解释的困境和反本质主义的解构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本质主义的缺憾日益暴露，一些通常被称为反本质主义者的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德里达、罗蒂等人，把“本质”问题当作伪哲学命题予以批判，不断地对传统的哲学观进行抨击，从而形成了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反本质主义是针对本质主义而言的。所谓本质主义，是一种先验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本质主义坚持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认为人们可以透过现象变化无常的多样性，发现普遍的和共同的东西，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且认为，一经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就失去了重要性，因此，认识事物的关键是要抓住本质。本质主义的认识走向极端，往往把本质凝固化、永恒化。反本质主义则认为：第一，既然我们是通过现象发现本质的，那么，现象无疑比本质更重要，甚至可以说，现象比本质更“本质”，我们必须始终关注现象的变化，而不能借本质之名漠视现象；第二，本质是多重的，而非唯一的，从不同的视角入手，会获得对本质的不同认识；第三，本质是变化的，而非僵固的。简言之，本质主义坚持二元逻辑的深度模式，而反本质主义则志在解构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抛弃深度模式。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社会理论的视角越来越丰富。着眼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对此，传统的理解认为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从概念出发，从书本出发，从某种固定的模式出发，漠视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基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我们之所以必须解放思想，原因就在于：第一，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的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第二，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前者基于认识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世界在发展，必须不断更新观念；后者则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提示我们，没有既定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但若把解放思想的意义仅仅归结为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则无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第一，从理论角度讲，坚持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人并不一般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发展，他们只不过是坚持事物的本质没有变化而已。例如，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化、甚至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本本”毋庸置疑。第二，从实践角度讲，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都在强调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然而，却又不断出现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现象。例如，毛泽东曾写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篇章，而且，他也正是在与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却始终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设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至于酿成晚年的重大失误。再如，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姓“资”姓“社”的争论此起彼伏，那些指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为姓“资”的论据，大都是来自“本本”。可见，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的视角出发，似乎很难解释本本主义何以屡禁不绝。再者，仅仅从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出发，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做出直接的阐释。
对于上述困境，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换一种视角来思考。就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说，当我们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时，便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解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对于这种二元对立，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把社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他者”。作为晚于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界定自己，势必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照，要在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认识自己、界定自己。因此，社会主义需要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即“想像”出、“制造”出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状态的存在，把资本主义界定为自己的“他者”，然后通过“他者”的眼光来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化”。在这种先验的本质认识的统摄下，传统的社会主义始终把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放在首位，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与资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所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
其次，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无疑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的产物，它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力图把自己推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反题”，同样秉承的是一种普遍主义逻辑，也试图把自己推行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此，才会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偏激的观念。
再次，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主义长期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作为边缘，一方面，它不断受到中心的排斥和威胁；另一方面，它也不断地防范并消解着中心。在这样的双重运动中，为了避免被资本主义所同化，社会主义常常不得不以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发展自己，不得不强化自己的“本质”。
应当肯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是认识与自我认识的现实需要。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社会主义就无法认识自己。作为一种既定状况，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而且，这种二元对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造成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促成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定历史时期全球政治格局的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二元对立的历史必然和合理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必然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必然性，与其说是“事实”的合理性，毋宁说是“话语”的合理性。据此，我们才能避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本质化、凝固化。
反本质主义视角下邓小平理论所作的全新阐释和超越
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进行剖析和解构，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新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领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性和与时俱进性。
第一，姓“资”姓“社”的问题必须厘清，但关键是要采取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评判标准。过去那种一切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出发，按照僵化抽象的观念去区分、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探索、去试验，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试验中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创造性地坚持、检验、更新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借助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能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才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正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2]在刚刚进入的21世纪，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所以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关键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也正是从反本质主义思维出发，破除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才彻底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真正转向生活世界，并且具备了全球意识和世界关照。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自己的性质。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3]但是，纯而又纯的、先验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不可能在完全“同质化”的状态下确证自身。立足于反本质主义思维，我们才得以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才得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才可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才可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社会主义必须在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从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出发，自然是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少一分社会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