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１９２８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国民党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２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推翻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４０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国民党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８０％，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中国革命以暴力方式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同时驱逐了西方列强在华长期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存在，从而一举扫除了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国内与国际因素。中国革命初步完成了近代史课题，它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重建了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权，彻底摆脱了其外围国家的地位。其中，从五四到建国，反传统主义解除了广大底层人民的精神枷索，使其成长为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体。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思想动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传统主义在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下来。
一、工业化与革命伦理
１、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广大的海外殖民地为依托（劳力、原料和市场）而完成其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这一点从英国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即可略见一斑。印度是英伦诸岛的１５倍。英国工业革命启动之后，例如在１９世纪上半期，英国依仗其宗主国地位，对出口到印度的机器纺织品仅收２.５％的税，而对印度输往英国的纺织品所征收的从价税则高达７５％；加之英国机器制品的成本低，印度手工产品无力与之竞争，因此印度从英国进口商品剧增。从１８１８到１８３６年，英国销往印度的棉织品总值为３００多万英镑；而到１８５５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则增加了１倍，达６６０多万英镑；与此同时，印度向英国的出口也迅速增长，在１８３４年到１８５８年间，出口总额由８１２万英镑增加到２８５０万英镑，但输出货物几乎全是低附加值的原料和粮食。[2]因此，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印度原有制造业趋于崩溃：“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3]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原料出口激增，印度出现了国民经济农业化的倒退现象，棉花、茶叶、咖啡等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英国的工业化与印度的农业化几乎同期发生，二者相反相成，互为因? ?/P>
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从广大外围国家和地区源源不断地汲取超额利润，一方面维系着从资本积累到技术更新再到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则根本排除了外围国家和地区走上工业化之路的一切可能。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之从不平等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彻底摆脱出来，但这只是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扫清了外部障碍。对于中国这样一穷二白的国家来说，资金与技术的匮乏和落后构成了约束其工业化进程的内部因素。在这方面，可以将中国与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做一比较。
日本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它是作为传统社会的欠发达国家被强行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如第１章所述，由于资源匮乏和市场狭小，特别是由于缺少长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日本只能冒险依恃武力，采取超经济的、赤裸裸的直接军事征服和占领的方式，在欧美列强支配的东亚国际体系的夹缝中，掠取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弥补其技术和资本的先天不足。[4]因此，明治维新以后，与英法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列强不同的是，一条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主导了近代日本的发展方向。在该路线之下，日本的国民经济呈现出扭曲的结构：一方面，重化工业和运输业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另一方面，生丝、棉纱和纺织品的生产主要用于出口赚汇，以便进口武器装备及其制造所需的钢铁和机器设备。以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为基础，日本走上了扩军－征掠－积累，再扩军－再征掠－再积累的滚动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是一条通过战争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5]
与日本模式形成对比，中国选择了一条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２、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将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5]按照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纲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将收归国有，但并不禁止其他“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农村经济中，则将扫除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允许富农经济存在。[6]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断然放弃了由他本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对党内刘少奇等高层人士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批评。[7]与此同时，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则不断被加快，过渡时期一再被缩短。这是为什么呢？
从快速实施现代化的立场看，如果允许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就势必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受到成本－利润原则的根本限制，从而使国家控制经济的能力大为削弱。相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强大而高效的中央政府可统一规划和配置全部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工业化的外部环境并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