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感觉使我把材料中的陈东升印象终于整合起来了。采访前我在网上查到了上千条与陈东升有关的报道，除了他的一句名言“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个题目相对集中外，其他的报道面相当地宽泛，使我很难做出一个判断：这样一个成功人士到底会是怎样一个人？
陈东升是个干什么就能成什么的人吧。看他的履历，我最先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在把握时代赋予人同样的机遇过程中，他总能干出一番事业。比如：办杂志，他首创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价，在企业界影响深远；办企业，他在1993年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制拍卖行、如今已是拍卖行的老大——中国嘉德，之后他又创办了泰康人寿，成为《保险法》颁布后诞生的第一批专业寿险公司，并且这家公司连续三年保持三位数增长，创下多项第一。如今，每天他在中国最黄金地段的长安街边自己公司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是16万员工的老板，拥有360亿元资产，所创建的泰康人寿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五大寿险公司之一，而他本人屡屡被评为“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最具价值的经理人”、“新经济年度人物”。
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为什么能够在过去10年这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里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屹立潮头呢？这个萦绕我心头许久的疑问就成为采访的核心问题。
“人需要有非常精准的方向感。”他说。无论干什么事情，眼光是最重要的，要看到事物发展的方向。品格、志向、知识的积累最后形成个人的判断力。很多人的不成功是因为他没有这种方向感，虽然他也很投入，但是最开始的方向就是错的。
陈东升具有很精准的方向感，他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成功，把成为行业龙头的嘉德拍卖交给别人打理，从头开始做“在世界500强里有很多的”保险公司。今天回想起筹备泰康时的种种艰辛“心里仍是酸酸的”，但是，与泰康今天的成功和可以预见的光明前景来说，过去的艰辛不过是种调味品罢了。
陈东升是个擅于学习而且会学习的人。他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的理论被媒体广泛传播。这个理论是说，在现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与其标榜创新不如“老老实实地照葫芦画瓢，找最好的葫芦画瓢。”模仿是为了超越，是为了有一天把这个葫芦打破——争取在学习中找到超越的机会，这是一个企业后发优势理论，像经济学里的其他理论一样可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在嘉德拍卖和泰康人寿这两个陈东升所创办的企业里，人们都能看到这种理论指导的痕迹，而且是成功的验证。
陈东升是个果断的行动者。采访中他告诉我，他的人生最大的格言，就是把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改成“大事要敢想，小事要一点点做”。有想法的人很多，但真正能付之行动的有几个？成功的自然就少之又少。在泰康，小到公司电梯间里的一个告示牌也是学习了国际上最好的公司方式，这也算是陈氏理论的又一次实践。
陈东升还应该说是一个学者。武汉大学四年经济学专业的学习和多年外贸部研究所的研究生涯，不仅使他曾把教授作为人生目标，也使他具有了学者的思维能力和学者看问题的深度。在听他对社会、文化进行分析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学过社会学。在读到他对保险的理念——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产阶级的崛起将给保险业带来巨大商机，保险将成为21世纪人们消费的新三大件之一，保险将会是新的生活方式……这些观念无不透露出一个学者的素养。
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我的粗浅印象，在采访中陈东升强调他的人生是做事业的人生而不仅仅是做生意。作为一个企业家，他认为：必须要摆好做事业与做生意的区别，要有不仅是赚钱而是做事业的态度。他说，做事业就是要把一个企业做好，解决社会的就业问题，成为品牌，对社会有贡献，只有实现了社会的价值才能最终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陈东升身上的这些素质也许不仅对一个搞企业的人有用，对其他行业的人也不无参考价值。但是，即便你掌握了所有这些成功的诀窍，你也无法复制出另一个陈东升来。
要承认历史。
要深入了解一个像陈东升这样的人来讲，一两次见面，两三个小时的采访，四五个星期的调查是远远不够的，一万多字的篇幅是无法概括全的，而且我的这种印象可能会有所偏差，因此，让我们来品味陈东升的原话吧。
■对话
做事业不做生意
人的方向感要很精准
中国经济时报：在把握时代赋予大家同样的机遇过程中，您总能干出一番事业。而这些事业又恰恰最符合这个时代的趋势。您认为一个成功者需要具备的那些个人素质与时代需求的关系是怎样的？或者说一个人应该如何做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陈东升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简单，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与时俱进”（笑）。
中国经济时报：说起来简单，但成功者很少，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您能成功而其他人没有？
陈东升：我做企业有一个心得：要敢想，会做。我认为眼光最重要，要看到事物发展的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你是怎样有这个眼光的？
陈东升：这与个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关，与你的知识有关。远见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积累的。它太复杂了，与你的品格、志向、知识的积累等最后形成你的判断力都关系密切。再说得透一点，就是人的方向感要很精准。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去做。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方向感的，你看他很投入的事情，其实他并没有认准。我的同学圈里都知道我的几句有名的话：东升说过，美国今天火的，就是明天中国火的。因为我搞世界500强研究时发现，世界500强企业里有很多保险公司。
中国经济时报：所以你搞了泰康。
陈东升：对呀，判断要有参照物。
中国经济时报：判断来自于——
陈东升：这个判断来自于你的知识。我有几个判断，一个是美国今天火的，一定是明天中国要火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判断是坚持专业化的道路。不能说这赚钱就干这个，那赚钱就干那个。像狗熊掰捧子。过去市场信息不发达的时候还有一些机会，但是当市场进入完全开放、信息对等的时期，就需要走专业化的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我也听到有人说，你选择的行业都是有门槛的，所以只要进入就容易成功。
陈东升：应该说，我是抓住了时代发展机遇的人，当然多年的研究工作使我对事物的把握有更高的位势，对如何来看待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机遇有更准确的把握，1992年颁布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也给了我创业的机会。
做一个有事业的人
中国经济时报：有了远见，有了专业化就够了吗？
陈东升：不够，还要有“你不是来赚钱的，是来做事业的”这样的思想。只有做事业的人才能有做百年老店的想法。做企业就是要做事业，而不是做生意，做生意与做事业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话怎么理解？
陈东升：在我还没有创办企业的时候，大概在1992、1993年，我看到过一个在深圳的同学，做股票，有2000多万的身价，相当于今天的2－3个亿吧，但他身边只有七八个人，我觉得，他虽然有钱，但他没有事业，他对社会没有贡献、没有影响。当时我还认识一个民营企业家在深圳办工厂，他从湖北天门老家带去了200多号人，浩浩荡荡，他的钱虽不如我的那个同学多，但他有企业，有四五百号人，他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通过他们两个我得出一个结论：有钱不等于有事业，有事业一定不会缺钱。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富和贵的关系。富不一定贵，但贵一定是富的。所以我坚定要做事业，做事业就是要把一个企业做好，解决庞大的就业，成为一个品牌，对社会有贡献，这样才能体现个人的价值。
关于竞争法则： 模仿——后发优势理论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您有一个至理名言：“最好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也有很多人模仿，为什么他们失败了或者说没有您这么成功，为什么？
陈东升：创新就是率先模仿这个理论，是我提出来的，有人说陈东升标新立异，错的，这是一个时代浓缩的一个理论，是一个后进国家在向先进国家过渡时期企业后发优势理论，是一个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过渡的必经阶段。我们讲，经济有后发优势理论，例如有雁形理论，出口替代理论，企业也一样的，怎么来赶超，提升中国经济，就是要找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做标杆来进行模仿，尽快地让中国的企业接近世界水平。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的人生记录中，有很多创新，很多第一，既然有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您仍然会免不了与他人竞争。您是如何处理与竞争者的关系的？或者说您遵循怎样的竞争法则？
陈东升：关于竞争的法则，第一，还是模仿，为什么说模仿就是最好的创新，我加了三个定语，第一，要善于模仿，就是说你是主动的。第二，要率先，就是说你必须是第一个模仿者；第三，还要找最好的模仿。合起来就是善于、率先找最好的模仿。这个概念就是中国企业赶超世界先进企业的一个企业后发优势理论。
在一个行业里，一定要有自己的竞争对手，没有竞争对手你是不能进步的。
人生设计： 回到时空成为一个点的地方
中国经济时报：您对自己的人生有怎样的设计？
陈东升：我一生最美妙的时光就是读大学那四年，有些同学围在我身边，我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人称逍遥学派。学孔老二，在武大当个教授，有七十二弟子，自己有一个皮划艇，在月光下荡漾在东湖的湖心，谈天说地，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但是很难实现我的这一梦想了。
中国经济时报：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陈东升：把泰康做成（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百年老店？
陈东升：不是，把泰康做成一个以寿险为核心的、真正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服务集团，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
中国经济时报：你觉得这个梦想能占你这一生中的多少时光？
陈东升：未来最起码还要十年，目前泰康已有八年历史，我过去讲过，做企业三年决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础，八年开始起飞，十年小有品牌，二十年成就大事业。这是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二十年才能够造就一个企业王国。十年不行，十年只是小有成就，有品牌，在起飞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你现在觉得保险是你要终生从事的事业吗？
陈东升：这不是由你来选择。人就像一驾战车，上了战场，只许进，不许退。
中国经济时报：假如你可以选择呢？
陈东升：没有选择。
中国经济时报：假如有这种可能呢？
陈东升：我现在年富力强，我选择泰康，我老了的时候，会回到嘉德。那是一个可以放置精神的地方。5000年中国的文化都经你的手，今天要拍宋徽宗的一幅画，你当然要研究宋徽宗；明天要拍八大山人的画，你就要研究八大山人。宋徽宗是宋朝人，八大山人是清朝人，相隔600年，但你感觉两人都在你旁边，这时候时空成为一个点，这很有趣。要了解历史上的艺术家，光看书是没用的，只有当你看到他的画，看到那些栩栩如生、精美绝伦的作品的时候，这个人仿佛仍然存在并且鲜活地站在你面前，你甚至感觉自己可以和他们对话，时空在嘉德是个点。没有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没有历史和时间，时间和空间都被浓缩为一个点。
中国经济时报：你更追求那种精神世界的享受？
陈东升：那是很陶冶人的，也是很挑战的。当然在今天的位置上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你解决了16万人的就业，对1000万个家庭承担责任，精神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中国经济时报：我想起你说的一个观念转变，职业排序从教授到政治家变成政治家到教授，你有没有想过去从政？
陈东升：不是没有，这是我人生的梦想。但人一生不可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所以把企业做好是根本的。但是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梦想。但人一生不可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所以把企业做好是根本的。但是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是我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责任。
■自述 时代造就了92派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企业家
我觉得与时代发展相对应，企业家也有不同的类型。中国经济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逐步开放市场，社会中出现了一股下海浪潮。在第一批“下海”的人中，有一些是通常被人所说的“出身不好”的，过去叫“地、富、反、坏”，有的是劳改释放，有的是犯过错误，也有一些是无业游民，这些人由于生活所迫，处于社会的底层，决定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做事的胆量。他们从南到北倒买倒卖，这些人里开始产生了第一批万元户。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搞活了流通，而且大部分人也是在流通领域赚到了钱；同时这些人致富后，树立了成功者的样本，也开始改变社会、人们的观念。
80年代中期时，价格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枢纽，价格改革带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双轨制，于是出现寻租现象，这个时期有一批高干子弟或有丰富社会核心资源的人“下海”，造就了又一批富人。这批人有些有关系、有门路。因此可以说这批人是靠体制的转型来获得财富。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活跃的青年群体当中有一些人开始经商，我把他们叫“92派”。1992年体改委出台了《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这是中国企业发生真正变革的转折点。这两个文件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人们很少纪念它，但我记得它，因为我是最敏感的，是这两个条例的受益者。当年想创立企业可是不知道资本从哪儿来，有了这两个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资金，可以去依据一种商业模式来寻找投资人来投资。嘉德、泰康，都是在这两个暂行条例后成立的。对这两个文件我记忆深刻，当时天天把它们揣在怀里，办嘉德时，我要起草公司的章程、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按那两个文件来起草的。所以，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企业的创新。
我把1992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家们分为南北两派，南方派企业家大多以房地产起家，靠圈地运动，走综合化、多元化的道路，基本上是什么赚钱投资什么。北方派的企业家更多的是寻找一个行业的空白点，迅速创造行业的先锋企业，然后带动行业的发展。有人说，北方派基本上是靠制度发展带动一个好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像今天田源的中国国际期货公司是期货业的领导者，我当年创立的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是中国拍卖业的领导者。它们率先在行业里走专业化的道路，是这个行业的先驱。
在1997、1998年，西方的高科技革命浪潮、网络经济的热潮掀起了第四次经商浪潮，出现了人们常说的海归派，海归派对中国企业最大的贡献是，他们把新的企业家价值和精神用一种制度来保证。有了“创始人”和“期权”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张朝阳、丁磊成为干干净净、白手起家的财富英雄。他们没有所谓的原罪。
社会上一直对企业家有一种“原罪”说，但事实并非都如此。从1992年企业制度规范条例出台后出现的企业家和海归派应该不存在“原罪”二字，为什么过去的很多企业家有原罪现在没有了呢？这就是一个制度演变的过程，当年企业家的原罪是因为没有相应的企业家的制度，没有企业家价值的评估制度，到了第四代企业家的时候，有了创始人的概念，有了期权的概念，这就解决了企业家的价值问题，解决了如何承认企业家对企业的贡献问题。
今天，不管是靠胆子的，靠老子的，靠脑子的，海归派，都开始走规范化、专业化、国际化道路，如果不具备这三点，就无法取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尤其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你不是这个行业的前五位，未来的生存就要受到严峻挑战。规模也成了今天竞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不和国际接轨，就无法打赢在家门口的这场国际化的竞争。
92派产生 思想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邓小平的好学生，江泽民的好战士。我们成长在三个时代，青少年时代受革命的教育，激情、激进，大我的意识很强。为什么说是邓小平的好学生呢？我们是在改革开放后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赶上中国改革最波澜壮阔的时期——八十年代。这种文化制造了一种很强的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具有这种神圣的历史责任感成了这一代人极鲜明的特征。所以这一代人的思想可以用范仲淹的两句话来概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大学毕业分到外贸部经济研究所工作，当时湖北有一个学术刊物叫《青年论坛》，我被委任为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那时我骑着一辆女式小自行车，穿梭于北大、人大、清华、中央党校、北师大之间，经常凌晨三四点钟回到宿舍，很累但乐呵呵的。这些工作都是业余做，一分钱报酬都没有，甚至连公共汽车费都不报销，完全无私地工作和奉献，就觉得能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就很好。现在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些的。
所以说“92派”是很特殊的一代人，这批人，经历过激情革命的红色年代，经历过80年代激动人心的改革洗礼，从过去那种极左的思想一下子转到改革开放的思想，有痛苦有失落。邓小平南巡后经历了思想转型，觉得要实业救国，经济救国，有很多人开始投身创办新型企业的浪潮中。正是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积淀造就了“92制度派”。
我为什么会办企业
上大学时，我最崇尚的职业是科学家和教授，第二是企业家，对政治家是最看不上的。现在倒过来了（笑），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讲，政治抱负应该是第一位的。做不了政治应该做企业。因为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非常多的素质，需要非常多的约束力，要把各种能掌控的因素、不能掌控的因素进行调和。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比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所需要的特质更高，它成功的概率也更低，更不容易。学者的生活相对要简单得多，因为他可以掌控自己。我认为我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其实也代表了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过程。
我办企业还有两个因素，动力是来自于评比中国500强企业。
过去在外贸部经济所做研究时，是在发达国家研究室，有一种很强的优越感。在这里可以看到大量的外文期刊，像《财富》、《商业周刊》、美国的外交季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年报、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还有每天国际上各类通讯社的消息，等等，那是一个丰富的营养库，所以我才知道有世界500强、《时代》封面人物。这些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到《管理世界》当副总编，是出于一种很纯朴的考虑，那时还不到三十岁，有快成长的想法。现在看，有些投机，到杂志社根本没想长干，觉得它是个跳板。但是到《管理世界》的经历的确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我对编辑们说，《管理世界》应该办出特色，像《财富》有500强，《时代》有时代人物，我们《管理世界》能不能搞个什么东西？于是就决定搞中国500家企业评比。就是这样一个动议，后来我们在中国第一家推出500家的企业评价。中国企业500家评比一举获得巨大成功，《管理世界》杂志也获得了成功，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媒体。
当时我把中国500家与世界500家进行对比，很惊讶地发现一个现象：世界经济强国的排序与世界500强企业的数量的排序有高度的吻合。就是说美国是头号强国，世界500强企业中它的公司一定是最多的；日本是第二号经济强国，在500强里它的企业也是第二多；德国第三号，它就第三多。这个发现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当时记得毛主席语录里有一句“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要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定要拥有一大批世界性的跨国公司。这是我真正的改变。
于是开始有很强烈的愿望，有朝一日自己创办企业，如果能办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那才是我人生的最高梦想。
第二个因素，缘于一个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对于创业者来说，凭借关系可以获得一个进入市场比较高的起点，但是进入市场后一定要学习西方企业走市场的道路，不能把企业的发展依靠、维系在和政府的关系上，靠政府的资源来挣钱，这条路会越走越窄。我在1993年说的一句话，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引用，就是“利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利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人脉关系、社会资源关系获得一个好的起点，但是要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走市场经济的路子。嘉德就是这样的路子，泰康也是这样的例子。（李慧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