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这个人！
——读《借我一生》
傅修海
余秋雨先生估计是当代作家中被议论的最多的文人了。从其成名作《文化苦旅》到后来的《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一直到现在的《借我一生》，这一路下来，可谓风雨兼程，余秋雨先生自己的确也走得有点斑驳陆离。当然，更多的是因为别人对他的历史感兴趣，而他恰恰对自己的历史不“敢”兴趣。倘若仅仅如此，余秋雨先生还可以权且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尽管业内人士往往服膺的是他早期的戏剧理论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和笔力，但在公众媒介视野中，余秋雨先生偏偏靠的是追溯文化历史，写点文化散文起的家，这就让很多人不服气了。文人感慨历史，怀抱文化，是个传统，但也是往往是许多节外生枝的故事源头。
余秋雨是个学者，是个文人，是个文化人，是个文化行政官员，也是个曾经的混乱年代的一份子。这些角色，都可以安在余秋雨先生身上，当然是不同的阶段。《借我一生》中文本本身暴露出来的种种断裂和缝隙，也表明作者自己对各种身份的不断的追忆和确认，当然也不可否认作者对自己尚未终结的人生苦旅的逻辑缀饰。这是所有以“传记文学”为名目的书籍必不可少的一种努力。尽管我们还不能以“一生”这个带有终结性的词语来概括余秋雨先生，但是，作者显然勉为其难总结梳理的意图和文本效果，以及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得“封笔之作”的号称，总是让我觉得有点听见年轻人大声嚷嚷要自杀的热闹。仅此而已。
就《借我一生》的作品考察而言，的确不能算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甚至会让人生发“每况愈下”的感慨。直到目前，我想更多人还是对他的《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记忆犹新。尽管其中有不少矫情煽情的成分，但当代大散文（又称文化散文）的领一时风气之先，应该是不能抹杀余秋雨先生的名字的。对一个文人来说，能够带动某种创作风气，的确也是一种成功，而且是史的意义上的成功。更何况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的确是写得不错的。但是，也许是余秋雨先生那种太喜欢包揽一切、大操大办的“大文化散文”习气和文人的固有的多情，渐渐地使得本应属于他个人的情怀，被他自己无限放大，动辄一叹千年，看来他的确有点不知戏里戏外了。我想，或许这是他鏖战群“雄”的一个根由。毕竟，文化不是一个人能够包办的事情，也不是感慨可以系之由之的事情，更不是一个圈子可以摆平的问题。谈文化必然涉及历史，看来，任何人都没必要固着在历史滚滚向前的战车上面强为旗手，更多的人，永远只是后面席卷而起的烟尘而已。学者的自知和文人的自负，当然还有才子的多情，加之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命，看来余秋雨先生都粘上了，但是融合得不算很谐调，因此生出他这“苦旅莫名”的“有限”的《借我一生》。
文章写太多，难免自我产生“互文性”，也就是“自我复制”。《借我一生》，显然存在太多的余秋雨先生前面出版过的作品的身影，甚至可以说带有一定程度的“拼贴”痕迹。里面充斥着不少的人事纷争的材料、个人的施政业绩报告、个人交际表录，洋溢着某种显然的“家族”“圈子”意气……余秋雨先生希望把《借我一生》这部“记忆文学”来献给他的“父辈和同代”，但这样的一本略显得支离破碎的“思绪汇编”，想要献给这么崇高的目的，不免有些难负重托。也许是余秋雨先生总是喜欢完美，但却老是面对缺憾，所以在他似乎难以摆脱的“系统工程”的情结中，总让人感觉到某种千疮百孔的破碎和无奈。同样是上海的作家张爱玲曾有名言：“人生像一袭华美的皮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倘若余秋雨先生会略微有点人生的悲悯感、历史的限度感和分寸感，或许他会少却不少烦恼，当然也会多上一些真正的文化厚重意味。
余秋雨先生的这“一生”似乎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艰辛的幼年时代与生活斗，混乱的年代与“极左思潮”、“大批判”斗，以后是与落后的学院“体制”斗，与“学术挑战”斗，现在是与当下的一帮“虚伪的”人鏖战，眼下还得和自己斗……在这一系列的战斗历程中，他自己也不断地在变化身份和资历级别，当然包括一系列与此相随的情感历程，其间他扮演着俗世文士、精神斗士、文化卫士、道德义士等等的角色，的确也有点心力憔悴，难免把本该属于个人性灵抒发、学有专攻的好端端的怡情作为和学术旨趣，变成一件声嘶力竭、荷戢独战的苦旅，何苦？此生既“借”，又何必如此张扬重自？
人世苍茫，此生何“借”。红尘滚滚，白云苍狗。《借我一生》写得最好的，尚有一点《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况味和才情的，我想便是前面三卷，尤其是第一卷和第三卷。文中断断续续触及的那些家庭中相濡以沫的人间亲情，朋友间的苦难关爱，族群中的认同与温馨，少年老成中无奈的“愁”趣强说，或许恰恰是余秋雨先生此中写得最有价值的“本色”文字。只有在这些表达显得有点滞塞的些微文字中，我们才看到属于文人的余秋雨先生的才情。尽管这也表明他的文思的枯窘，但毕竟留下了《文化苦旅》所有的那种笔底风流。
余秋雨先生是个文人，这是肯定的。他也写过不少很好的学术著作，这也是无疑的。但本质上他仍旧是个文人。在当下这个世道，说一个人是文人似乎有骂讽之意，似乎学人比文人要高贵许多。我不知这种价值判断有什么根据，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似乎是个公理。这种判断当然要驳倒不少文人的面子，长不少所谓“学人”的威风。但是，就艺术创造而言，我想，有一个显然前提是，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思考，更不会有研究。
因此，可以说，就文人意义上的余秋雨先生而言，《借我一生》是一部并不成功的“文学”，也是一段他个人编缀得并不完美的“记忆”。惟其如此，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也不排除可以想象更多的不真实。但是，对一个尚且健在而且声名远播的文人或者文化人而言，即便是最粗俗的对话底线，我想还是就文论文，知人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