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历史小说的新突破
--读李劼的《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
李劼到美国之后开始还有点心理不平衡，他在1999年所著的那部预见将来中国政治的长篇小说，虽有才气但还是有点躁气。可是，这之后不久，他却奇迹般地平静下来了。仿佛是得到神的启示，他告别了昨天的自己，重新组织生命和开掘生命，并有意识地向内心深处挺进。生命的深处，是个大海，他就在大海里用功，思索，潜游。他常告诉我，有些朋友已高高山顶立，而他却只想深深海底行。他真的在海底越行越深，越行越有独到的心得。
在他出国后的四，五年里，我们经常通话和交流，而每次通话之后，我都感到他在往前走；并感到这个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马拉多纳”，已不是竞技场上横冲直撞的明星，而是一个敢于突破各种语言防线但又能深入思索的思想者了。他的才气不再四处横溢，而是集中在对故国古代文化精华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阐释之上。而且，他并不是刻意地去做翻案文章，而是用人性和人情味十足的眼光，去穿透旧的历史情结，从而让那些被历史尘土所活埋的生命，尤其是让那些妇女，儿童和失败者的生命，重见天光。因此，新世纪伊始，他就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历史小说，“春秋三部曲”，并且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其中的第一部《吴越春秋》和第二部《商周春秋》。
正如已经出版的首部历史小说《吴越春秋》的封面上所写的那样，李劼的这个春秋系列历史小说，乃是一种新历史小说。所谓新历史小说，在我看来，主要新在其鲜明的人文精神上。以住的历史小说，往往注重于如何体现某种历史精神，或者如何评价某个历史人物，乃至如何展现某个历史时代。李劼的新历史小说虽然也注意到历史的时代氛围，但无论是作为时代的历史，还是历史的时代，全都被小说推到后面，作为小说的背景而不再作为小说的聚焦所在。在小说的聚光灯下，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历史和作为历史化身的人物，而是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即使是一些已经被传颂了数千年的历史人物，甚至是一些著名的帝王，也在小说中被还原到普通人的生命原始形态里，而不再戴有任何面具。无论是象征着权力的面具，还是象征着历史的面具，在李劼新历史小说的人物脸上，全都被摘除了。
由于这样的生命还原，小说《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中的历史人物，也就是曾经生活在春秋时代乃至商周之交的那些传说中的人物，那些人们早已十分熟悉的名字，诸如夫差，西施，范蠡，伍子胥等等，或如，妲己，纣王，周文王，周武王，箕子，比干等等，一个个在小说中获得了崭新的生命，焕发出了奇丽的光彩。其生命的气息，不仅是日常的，可以触摸的，同时还是充满诗意的，带有《山海经》那样梦幻的或者说神话的色彩的。
李劼新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人物形象上的日常性和梦幻性，在把人物塑造的基点归还于人性的同时，开掘了人物形象在审美上的诗性。这种诗性不是胜利者的欢呼和自得，也不是“大江东去”式的历史感慨，而是对生命本身的咏叹，而是“千里共婵娟”式的寄怀，并且带有《山海经》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样的悲怆，带有《红楼梦》里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那样的体悟。
如此一种人物形象的审美风格，可以使人追怀古希腊史诗和古希腊悲剧中的浑沌和苍茫，也可以令人联想起雨果和托尔斯泰式的人道情怀。诚如李劼本人在《商周春秋》的自序中所言：
我所关注的乃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托尔斯泰从娜塔莎写到安娜卡列尼娜，最后写到玛丝洛娃，从对女性的赞美写到对女性的同情，最后写出了一个深深的忏悔，一声诚挚的祈求，祈求女性的宽恕。
正如《红楼梦》对一部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提出了深深的质疑一样，李劼的新历史小说像托尔斯泰那样，向从来被历史所忽视的妇女儿童，写出了一声十分沉重的忏悔，从而摆脱了历史的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对历史小说的长年笼罩。由此，其新历史小说使小说以审美的方式介入历史成为可能。有关这种可能性，李劼在《商周春秋》自序中提出：
严格说来，任何人叙述的历史，不管叙述者是常人还是圣人，实质上都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所谓的历史，一旦进入讲说，就跟未来一样，都是一种可能性。正如人们总说将来可能会如何如何，当人们面对历史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其实也是，过去可能是那样的。
李劼的新历史小说，可以说，就是对历史可能性的重新开发。这是其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而是关注于历史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也正是这样的关注，使小说在进入历史的时候，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叙述空间，不为任何传统的观念和固有的人物造型所束缚。
在以往的历史小说中，小说一旦介入历史，通常就被历史所吞没了。历史小说家们在历史面前显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从而把小说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历史的奴隶。以前的历史小说家，很少质疑历史本身。而李劼的新历史小说，恰恰从对历史是什么的发问开始。这就使历史小说的写作，有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心理基点。历史小说不仅不再是历史的奴隶，而且有了重写历史的担当和气度。因为既然历史是文学的，那么文学为什么不能就是历史呢？或者说，既然以往的历史观念可以被权力意志所左右，那么历史小说为什么就不能把审美作为历史的观照点呢？
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审美观照，《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不再随波逐流地人云亦云，而是从厚厚的历史尘埃里清理出一个个生命的个体，然后再跟随着个性独具的一个个人物，展开对历史的叙述。依照这样的叙述方式，人们可以说，《吴越春秋》写了一个悲剧的男人，或者说一出男人的悲剧。人们也可以说，《商周春秋》写了一个悲剧的女人，或者说一出女人的悲剧。在此，重要的不是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而是谁让人读了共鸣，谁让人读了不耻。美和丑，而不是胜和负，成为历史小说的主要观照点。在历史上，胜利者未必美好，失败者未必丑陋。与此相应，在李劼的新历史小说里，胜利者可能是丑陋的，比如勾践；或者沮丧万分和痛悔不已的，比如周武王；而失败者却是令人动容的，比如吴王夫差；或者让人叹息的，比如纣王受辛。如此等等。
当然，在李劼的春秋系列里，最令人瞩目的，当推小说对历史上的女子形象的重新塑造。在有关传说中的首席美女西施的形象重塑上，小说《吴越春秋》几乎没有着墨于西施的容貌如何美丽，而全然开掘了西施的内心是如何的丰富和如何的美好。至于被妖魔化了数千年的妲己，小说《商周春秋》一洗其千年尘垢，从其内心深处开发出一种人性的底蕴，从而写出了一个足以在精神开掘上与林黛玉和柳如是相媲美的女子形象。
我把李劼新历史小说在女子形象塑造上的如此推陈出新，看作是一种是了不起的文学成就。因为这不仅显示了文学在历史面前的独立性，而且还显示了文学之于历史的观照力量。当年，《红楼梦》以文写史，《柳如是别传》以史写文，所体现的同样都是文学之于历史的审美观照力量。人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以男人的权力眼光看历史，而是追随着女人的生命本性写历史。一如歌德所说的那样，永恒之女神，引导我们前行。
李劼新历史小说的基点，在于生命。而在生命的基点上，文学和历史不过是一张纸的两个面而已。由于生命成了历史小说写作的基点，权力就失去了君临一切的魔力。在以往的历史小说里，作家们通常把权力作为叙述和演示的重心，并且以此构建读者的阅读期待。但在李劼的新历史小说里，人们读出的却是，权力乃是暂时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李劼在历史小说的写作上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基于他长期的思考和不懈的努力。早在八十年代从事文学评论开始，他就已经开始了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到了九十年代，他将那些思考写成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论著，并于1998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由于酝酿许久，所以他对他所写的历史及其有关的历史人物烂熟于心。记得他刚刚到美国参加“金庸小说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时候，他就曾经在会上对吴越这段历史发表过很精辟的意见。金庸先生毕竟慧眼独具，听了之后，在闭幕会上特别肯定了李劼的意见。金庸先生说：
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劼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劼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劼先生的意见。
由此可见，李劼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二部长篇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乃是蓄势已久的一次创作能量爆发。其情形就如他私下里告诉我的那样，当时的写作状态就像是火山喷发，接踵而止的灵感连同滚滚的思绪，挡也挡不住地喷涌而出。这样的创作状态不仅出乎我的意料，就连他自己，也都不曾预想到的。
记得他到纽约后，一度十分投入地学习英文写作。他投入到了忘我的地步，从而告诉我说，他准备放弃中文写作了。当时，他正在纽约百老汇的一家戏剧公司里做剧本审读工作。他在那家公司里做了一年多，看了几十个英文剧本。然后，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百老汇有一流的制作，一流的导演，一流的演员，一流的舞台设计等等，但就是没有一流的剧本。为此，他试着用英文先后写过三个剧本，其中有二个是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剧。当然，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最后都没能跟美国导演做成合作。不过，当他在英文世界里转了一圈，再回到母语写作上来时，在百老汇戏剧公司的经历无形当中也成了一种特殊的裨益。
李劼两手空空走出国门，到北美后，可说是“囊无一钱守”。这个“合众国”并不为作家准备好白书桌与红地毯，每一箪食和每一瓢饮，都得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李劼也不例外。他虽聪慧过人，但也得一板一眼去谋生。从教美国学生学汉语到教他们研习老子的《道德经》和禅宗的经典《坛经》；从给《明报》当编辑排版式，到进入纽约的一个电脑速成学校从零开始攻读电脑数据库管理；从自己研习静心和太极拳，到在中央公园教学生打坐和打太极拳；他什么都学，什么都干。可喜的是，这位恃才傲物的才子，终于能够以平常之心战胜新生活与新规范的挑战，并在挑战中保持读书的沉浸状态与思想的活泼状态。几年来，他虽一无所有，但毕竟拥有一支能够生花结果的笔，而且，这支笔又是那么的充满生命的活水与思想的活水。一个作家重要的不在于他身处何方，头顶何种桂冠，而在于他的心是否在不断生长和不断发展，其灵魂是否保持活力。李劼的新著《吴越春秋》和《商周春秋》带给我们的信息恰好正是，他的生命正充满活力地向大海深处前行；其写作的灵感，正与海中的碧波激流相连。这是值得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高兴的。
二00三年三月十九日于科罗拉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