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关系问题历来是我国 革命和建设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处理好民族关系决定着多民族国家的兴衰安危。。一方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相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而言，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新内容；另一方面世纪之交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新的浪潮，已经对我国的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威胁。良好的民族关系能够促进政治稳定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关系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有的调节民族关系的方式和手段体系已不能适应这种新变化，所以在当前形式下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建立起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促进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一、加强民族法规体系建设，建立以法律调节为核心的民族关系调节体系的重要性。
1、 社会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的影响
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结合，两只手都会对民族关系产生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给我国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也决定了民族关系调节体系必然有所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具有开放性，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可以说计划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特征表现为封闭性，封闭性的存在使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类型处于平稳的状况之中，按计划的生产调拨方式，不仅使经济发展缺少活力，也使民族间的交往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民族之间的表现在人才、技术、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的差异性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比较小，即使产生矛盾也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民族关系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比较落后的民族地区，要适应市场经济这种开放性的冲击，比起其他地区尤其是东部发展较早的地区来说要困难的多，民族之间的表现在人才、技术、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的差异性就比较容易产生矛盾，由于民族之间的交往越发广泛，这种矛盾也教容易传播和扩大。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也给民族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竞争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竞争性并不突出，民族之间由于经济产生的矛盾并不多，也不是主要问题。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竞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竞争给民族关系所带来的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竞争可以提高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实力，可以优化民族地区各种经济形态和资源优势，还可以提高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观念素质，可以开拓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等等。同时通过竞争还能够使民族和地区间的交往增多，并能够使这种交往向纵深层次上发展，使民族间的相互了解认识更为全面深刻。促进民族关系向良好方向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一些民族和民族地区对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竞争机制准备不足，应付能力不强，同时由于自身参与市场竞争条件的先天不足，势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样就制约了这些民族和民族地区在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给民族关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了某种阻碍作用，在一定范围甚至激化了已有的民族矛盾。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利益的调整，对民族关系产生了新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对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进行了重新调整。经济利益的内容从不同角度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集体、国家利益；一个是民族、地区、国家利益。就后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益调整方面对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主要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在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开放与竞争条件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由于竞争能力较弱，他们的经济利益往往会被削弱。虽然目前国家为保护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在政策、资金、技术以至项目方面等给予了倾斜照顾，使这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然而民族地区终究脱离不了市场经济的制约，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起着主导作用，照顾只能缓解问题，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故而在民族地区尚不能完全享受到与其他地区平等或相近的经济利益时，民族关系必然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念对民族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冲击，也影响了民族关系。对于习惯了计划经济甚至自给自足的小农牧经济的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传统的经济文化观念较为牢固。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接受新理念新技术的步伐就要慢的多。另一方面民族的传统的经济文化往往具有顽固性，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传统的经济文化优势与接受新理念新文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要之间就会有冲突和矛盾，虽然这种冲突和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在客观上仍然会对民族关系发生影响。
2、世界民族宗教关系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异军突起，民族冲突、宗教纷争和种族纠纷明显加剧。强烈地震荡和冲击着转换中的世界政治格局和重整中的国际关系。以苏东剧变为开端，以亚非欧接合部为中心，包括中东欧、巴尔干、中东、中亚、西亚直至非洲，形成一条民族主义的地震带，不断引发武装冲突和恐怖活动。民族与宗教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并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这股世界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国居住的同源民族对我国西部边疆的影响。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西亚的伊斯兰运动的不断演进和“伊斯兰革命”的持续输出，对我国西部及领国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在我西部的领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一条月牙形的动荡地带。这些国家的内战对我国边境地区尤其是对新疆的安全带来了不利影响。从历史上看，我国新疆地区很早便成为伊斯兰教广泛传播的区域。共同的宗教信仰使西亚的伊斯兰主义很容易渗透到新疆境内。和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主义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典型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新疆民族分裂主义者在吸收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他们极力煽动宗教狂热，宣扬极端宗教思想，打着培养所谓“伊斯兰事业接班人”的幌子与我争取青少年，乘机扩大民族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制造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国际上的泛伊斯兰主义的组织也一直想把“伊斯兰革命”输入到中国。因此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对我国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而且还出现了西方敌对势力将祸水东引，利用原教旨主义遏制我的苗头。泛突厥主义和中亚各国的民族自决思潮对我西部主要是新疆安全也产生了冲击。苏联解体后，新疆西部建立了5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主要民族与新疆少数民族在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某些相同之处。自80年代以来由于新疆的对外开放，使境外的泛突厥主义思想很容易传播到新疆，中亚各国的民族自决思潮也对新疆产生了不利影响。中亚各国的独立使拥有境外“突厥人”最多的中国成为泛突厥主义者集中攻击的对象。目前，在欧美、中东及中亚活动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组织多达十几个，这些民族分裂组织不仅积极谋求所在国的当局的支持，同时还出现了跨国、跨民族、跨宗教联合的倾向。这些组织不断制造声势，妄图使“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他们采取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方式，一方面加强舆论宣传，一方面在新疆和其他地区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已经严重干扰了国内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
二是达赖集团对西藏的分裂活动进一步升级。自1959年西藏平叛后，达赖喇嘛流亡到国外，并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其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达赖集团就不断掀起分裂祖国的活动高潮。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授予达赖诺贝尔和平奖，使达赖倍受鼓舞，加快了其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的步伐，致使西藏宗教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同时达赖还化身为“人权卫士”，竭力鼓动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通过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议案。近年来，达赖集团调整了其分裂活动策略，积极与“台独”及其他海内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相互沆瀣一气。西藏的一些寺庙被达赖集团利用，从事分裂活动，有些僧尼不守教规、寺规和国法，扰乱社会秩序，这对西藏的安定团结和祖国领土完整无疑是个巨大的威胁。
三是邪教势力的迅速蔓延。近年来，从事国际恐怖活动的还有邪教组织，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美国的“大卫教派”等。邪教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共同敌人，其教义往往不可思议。邪教满足部分人的领袖欲望，承诺要为人们寻求亲情关系和创建更美好的未来，在年青人中很有市场。有些邪教不仅散步邪说，蒙蔽群众，而且还有政治野心，妄图推翻政府。受国际邪教势力的影响，我国国内曾被打击过的邪教残余势力迅速发展蔓延。一些坏分子打着宗教旗号，通过篡改教义，拼凑新的内容，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在政治上打出夺取天下的旗号。据最新统计，我国邪教组织的活动涉及到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其组织上的严密性、政治上的反动性、活动上的渗透性已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有些邪教组织还参与非法传销活动，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
四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活动愈演愈烈。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攻击和渗透，是西方敌对势力实现其“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的一贯伎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宗教保护者”身份自居，经常无端指责我国政府控制和迫害宗教，编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