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公司治理结构的特点
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控股权被家族及其伙伴所拥有，家族控制了董事会的大权，并进而控制了经营者，其他股东及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处于从属地位，资本市场在融资及控制公司方面的作用相对薄弱。尽管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较低，家族控股者能从内部控制上解决经营者的代理问题，然而，公司融资的范围较小，所有者承担的风险较大。
美英公司治理结构，是在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具有与这种特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特点。在美英的市场导向模式中，一方面，公司股权相对分散，主要掌握在诸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手中。这些机构投资者为了分散风险，在每一个公司中所占有的股权份额也不大，而且由于分散化的股东在监督经营上的“搭便车”倾向，内部治理的作用相对较弱。另一方面，资本市场高度发展，在融资及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长期经济衰退，“机构持股者觉醒”，股东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投资者逐渐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及实施股票期权制等途径，使内部监控机制及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重视。其模式逐渐发展为以盈利为导向、以股东利益为基础，因此，人们也称之为股东导向模式。
在日德网络导向模式中，虽然也有较发达的股票市场，但它在筹资以及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另一方面，公司的股权相对比较集中，股票流通性较低，且通过交叉持股、人事交往及系列贷款方式形成网络，主要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一网络对企业进行治理，其中法人大股东和银行在网络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银行，它们从企业的大债主开始发展成为最大的股东）。除此之外，德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是，职工广泛地参与公司治理，这也是其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重要保证。
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1.股权结构失衡，国有股和法人股比重偏高。我国上市公司大多数是由国有企业改制或由国家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投资新建而成，加之《证券法》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其国有净资产的折股比例不得低于65％的规定，更从制度上确保了国有股的绝对优势地位。如贵州仙酒股份有限公司在1999年进行改制上市时主发起人集团公司将其经评估确认后的生产经营性资产24830.63万元投入股份公司，占总股本的67.66％。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未流通股占总股本的大部分；二是国有股一直处于控股地位；三是法人股在上市公司中比重相当高，并有逐步上升并超过国有股的趋势。由此使得持有流通股的中小股东承担着由公司的经营业绩好坏引起股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他们却很难作为股东行使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再加上信息不灵和“搭便车”的心理，中小股东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自己对公司的控制权；而持有国有股、法人股的股东独揽公司大权却不必承担股市风险。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非流通的国有股作为第一大股东的畸形股权结构，即所谓“一股独大”现象引起的“内部人控制”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缺乏效率的重要原因。
2.产权主体缺位，代理观念模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认为，国有企业中作为大股东的国有股缺乏所有权上的人格化代表，在产权安排上初始委托人不清，上市公司董事会流于形式。一方面，上市公司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主要委托人和代理人身份混淆，国有控股股东对管理层直接任命，干预他们的工作，从而影响了公司的决策效果。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严重滞后，无法借助其对高级管理层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中总经理与董事长由一人兼任所造成的权力失控及低效经营现象屡屡发生，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全丧失效力。
3.独立董事数额较少，独立性欠佳。独立董事是针对一元制的治理结构而产生的。它主要是防止重叠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独权大揽，损害小股东的利益；设立独立董事的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相信有经验的独立董事能为企业的治理带来利益。尽管国家规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应不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据调查，20.4％的上市公司，其董事会成员全部是内部董事；78.2％的上市公司，内部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超过50％。就平均数来看，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只有3％，与美国的68％和英国的33％相比，形成明显的反差，因董事会人员结构不合理而导致权力失衡。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不但比例很小，仅有的独立董事也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少被公司聘来充当一种装饰，人们戏称之为“圣诞树上的花环”。公司主要是利用其声誉和威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求得轰动效应，很少让他们这些非执行董事参与重大决策，即便参与也不注重吸收其合理建议。据《中国企业家》杂志对独立董事的问卷调查显示：66.7％的独立董事认为控股股东将是正常工作的主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