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_历史地理论文
论文作者：佚名 论文来源：不详 论文栏目：历史地理论文 收藏本页
发布时间： 2003-2-21 作者：沧浪云
摘要：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共产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陈独秀；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代表；大革命后期；鲍罗廷；罗易
大革命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异常紧急的状况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为挽救革命而努力奋斗。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共产国际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它派往中国的顾问代表们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对于中国革命，他们既有一定的贡献，也犯了许多错误，同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与这些顾问代表们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试图从具体主张做法和内在原因两个方面剖析探讨一下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
一、具体的主张和做法
（一）在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面，共产国际代表草率盲目的自信及陈独秀退让被动的服从导致了重大失误的出现。
理论上，陈独秀对革命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有认识的。他在1926年11月25日发表的《革命与成功》一文中就认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P304）但在实际工作中，陈独秀不但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而且反对共产党掌握军队，突出强调国民党正规军的作用。这种矛盾状况，也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政策有关。
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只武装援助国民党力量，而不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除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皆派有军事顾问外，又于1926年援助枪械，分四批运到广州。[2]（P77）顾问们对国民党的将军们施以“吃草政策”，以为有苏联政府的援助作诱饵，将军们不至于马上破坏国共合作。顾问们对“吃草政策”沾沾自喜，甚至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仍执迷不悟。鲍罗廷自鸣得意地说：“我的箱里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3]（P ）其实，在这帮没有原则，翻脸不认人的将军眼里，还有比“吃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维护他们自身最根本的利益，当国民革命发展到要有损他们利益时，他们便开始向共产党开杀戒了。而对共产党，则只要求在军队内部、军队驻地军民关系上“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化工作”。[4]（P137）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5]（P88），但都遭到国际代表反对。陈独秀曾向鲍罗廷建议，从苏联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遭到拒绝。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曾有许多迹象暴露。蒋先后唆使爪牙暗杀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蒋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共产党人“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6]（P239）
对蒋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并与之作了斗争。3月2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特委会，陈独秀提醒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蒋介石就与之决斗”，“此次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7]（P389）通过决斗来断送蒋介石政治生命。
然而，共产国际再次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蒋介石冲突。其恶果人们都已清楚。
蒋介石叛变以后，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或及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而是大力扶持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以致唐生智得以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为其以后镇压革命创造了条件。共产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不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形成影响极大，而且客观上也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二）在农民土地革命问题方面，共产国际代表的脱离实际瞎指挥同陈独秀的摇摆难定不果断致使土地革命的开展错过了最佳时机。
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口头上承认应没收土地，在实际中他又害怕真正地实行，并且反对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和“幼稚”，力图加以束缚和限制。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吻合的。
农民运动的兴起自然要发展成土地革命。北伐之前，共产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1926年10月，农民运动兴起，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此时共产国际发给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8]（P91），要中共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民的反对。同年11月，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起草了准备递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和中共“五大”审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斗争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9]（P91）[这个矛盾的观点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上陈独秀谈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彻底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10]（P119）显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都把革命深入与革命扩大两者对立起来，只要求扩大革命而不要求深入革命。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并派罗易赴华，但是会议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却是笼统而不彻底的，对于如何实行也是不明确的。“它以为中国土地革命可以在国共继续合作，在没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前提下进行。事实证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革命武装力量和工农政权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确实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政策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11]（P24）正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乃至中共党内的激烈争论。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争论不休中动摇于二者之间，而又偏向于鲍罗廷，表现为追随其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向国民党让步。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只有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中心。”全会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共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共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地主土地，但又要反对过火行为，要通过国民党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中握有实权的是汪精卫、谭延恺、徐谦等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它赖以存在的军事力量，又是握有重兵、控制两湖的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唐生智属下的湖南部队的军官，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整个部队与地主阶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抱着敌视态度。武汉政府当时设有由毛泽东、邓演达等五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反复讨论，冲破层层阻力，起草了一个《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方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时，也被否? 恕Ａ硗猓尥⒒固岢觥罢蚊皇铡钡姆桨浮＜粗幻皇辗锤锩肿拥耐恋夭撇蕴粕遣肯碌刂鹘准冻錾淼木儆涤写罅客恋厝床蝗ゴザ５牵染鎏跫允且钟胛浜赫墓埠献鳎蛔几闼瘴！Ｕ飧龇桨甘导噬系扔谌∠送恋馗锩Ｅ┟裢恋匚侍饩驮谡庵置苤斜桓橹昧耍灾林泄锩ナЯ俗詈笸炀鹊氖被?BR> （三）在对待第二次北伐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们激烈固执的争论及陈独秀缺乏主见的执行让刚受白色恐怖打击的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受挫。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武汉政府面临严重威胁，奉军在北、川军在西、粤军在南、蒋军在东，反动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地区。时局动荡，外资抽走，银行关闭，一些商人和资本家也匆忙将黄金、白银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