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高教史研究
【关 键 词】蔡元培/大学/思想……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大学制度建设上把握和应对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重温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学制度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8.）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50.）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0.）“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说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1.）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200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6、27岁的教授。”（注：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青年出版社.1987.22.）例如，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6.）“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2.）“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当时的北京大学，各派竞相开讲授课，各显其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了众多著名学者的聚集地，这完全是由于蔡元培在学术争论中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的缘故。当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9.）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1.）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另一名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请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交涉，蔡元培根本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听后，仅是一笑置之。
第三，充实教学内容。蔡元培对旧大学独尊儒术、压制思想十分不满，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