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道德因素本身的性质与特征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相关方面，我们认为，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确实对规范、促进经济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当代的经济运行环境中，道德因素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促成资本增殖(proliferation)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说明道德在特定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环境中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而道德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资本式的增殖，也就是说它还不是“生了钱的钱”，故我们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资本，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看成是一种资本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1 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具有资本性特点
在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与投资者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在一定的条件下，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殖比道德缺席(absence of morality)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殖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殖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的期望，现在，它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本身并没有实现价值的增殖，而资本之所以被称为资本恰恰就在于它能使自身增殖，故我们说，道德只是具有了资本的某些特点，我们把道德这一特点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
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得考察一下什么是资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撰文指出：“什么是资本？撇开马克思式的思辩，资本首先或在肤浅层次上，不是什么‘社会关系’。资本是一定时期内，被认为可以给投资者带来超过初始投资的收益的‘东西’”[1]。在这里，汪先生把资本的最普遍、最一般的特点界定为“增殖”而非“社会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的本质被界定为资本家用于剥削雇佣工人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这一点我们当然应予充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中唯一的含义，也不是说，资本要领中的每一点具体规定都是和阶级关系、剥削关系连在一起的。”[2]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关于资本运转的许多问题了。
在经济运行中，道德因素果真能创造出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么？其实，很多学者都已经论证了这一点：其一，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T.W.Schultz)等人曾经用计算机计算了经济运行中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量，结果发现各种有形要素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所占比重并不大，在这一计算中，有很多剩余价值找不到“主”。那么，这些剩余价值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这些剩余价值又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D.North)等人的研究，这些剩余价值不是由技术原因所造成的，而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或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及相关的实施机制等等。其中非正式规则的核心内容就是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这就不难看出，在找不到“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伦理道德因素作用；其二，青年学者张其仔在《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作了相关论述。他把区别于资本而又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因素称为“社会资本”，在他看来，这些因素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伦理道德等。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应当重视这些资本性因素，并合理地运用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见，在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伦理道德因素也被认为是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道德的因素也因此被赋予了资本的特点——增殖的特点。当然，道德具有资本的增殖性特点的证明不仅限于此。一般的看法是，近现代以来的“经济人”的假设直接导致了全球发展的片面化——经济中心化，即只考虑经济效益问题，而拒绝有碍经济的各种可能。但实际情况却是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人们不堪重负，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伦理道德问题让已走出或正在走出穷困的人们不得不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伦理的思考。这种伦理的思考或道德的投资有益于缓解经济与伦理、人与人及人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创造一个和谐的有序的经济运行环境，其直接的后果就是：资本运作的效率将大大提高，高额的交易成本也将回落。这种论证虽然不能算是实证的论证，但人们对其结果却持普遍的乐观态度。
道德作为一种理性因素在参与经济运行时，能促成价值增殖、形成剩余价值的这一特点，我们就称之为“道德的资本性特点”，道德的这一特点与管理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有某些类似之处。由于道德因素在经济运行中不是以有形的实物形式出现的，而是一种无形的运作因素，因而也有学者把经济运行中的道德因素称为“理性无形资本”，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道德具有资本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是资本实体。
2 道德资本性特点的特殊性
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性因素，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与资本一般（即资本共性）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首先，从起源上来看。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及功能在道德产生之初就已经具备了，也就是说，道德从来都具有着提高经济绩效的功能，道德本身就是为满足人们之间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老字号”店都是本着道德经营理念的，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在不经意间，它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只是由于，其一，经济在当时并没有象今天这样占据着社会舞台的中心，因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经济中的道德问题，但却没有进行深入地、系统地考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也得不到体现。其二，自然经济形态的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经济。因为，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经济行为都是从属于社会权威的道德命令的，它所反映的是人类属人的理性信仰及其超越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道德与经济的关系不可能象当代的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这样紧张。在这种经济形态中，良好的道德环境给经济带来的效益乃属理所当然之事，很少有人会为此问为什么或应该怎么样。但这并没有抹煞经济运行领域中道德因素的特殊的作用。而资本或曰资本的产生只是近代社会的事，正是资本的到来使得人类变得比以往更贪婪、更赤裸裸地去追求金钱。对金钱追求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的结果就是：经济中心化、绝对化，经济活动成了社会舞台的主角。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道德与经济都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面。经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享受的同时，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呼唤道德就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共同的话题。
其次，从发生作用的方式来看。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的，它必须借助并依附于资本并借此参与经济运行。资本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物质资本表现为厂房、机器等有形资本，而人力资本则可以表现为劳动者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等存诸于劳动者之中，这与资本中的技术一样是无形的。道德的资本性特点也只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存在并在经济运行中确实起着作用的“无形的存在”，它发生作用是渗透于资本的运行过程中，作为一种参与性因素而实现价值增殖。可以说，道德的资本性特点是不能离开资本而存在的，但它又不完全依附于资本，道德本身在这种正效应的经济过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不是增殖，实现超额增殖的是资本。与资本产生剩余价值不同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剩余价值只能是在生产领域中产生。然而道德的资本性特点却在经济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能得到体现，即不论是在哪个领域，只要投资者的手段与目的合乎道德的要求或能满足人们的道德期望，他都能得到超出投资——利润的运作模式得到的利润。
再次，与资本的有限性相比，具有资本性特点的道德是一种无限制资源，它永远不会枯竭。在一定的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需求及人们自身能力的限制，资本的供需总有一个大致的上限。简言之，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市场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需求并不纯粹是一个“抽象的贫婪”似的永没有满足的“无底洞”。实际上，市场中的经常出现因市场饱和而发生的资金从某个领域抽身而退，转移到其它生产领域中的事情。与人们能力相关的则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下，人们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也直接导致了市场消化能力的有限。而具有资本性的特点的道德却不是这样：人们对于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它的“生产”或曰供给也是无限的。由于人们需求的这种无限性，市场中特别是现代市场中从来就不会出现“道德饱和”的现象。因此，对于道德的需要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这一点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作了类似的证明，亚里士多德认为，“优良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因：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外物诸善”即“财富、权力、名誉及类此的种种事物”，而这些“有如一切实用工具，（其为量）一定有所限制，……任何这类事物过了量都会对物主有害，至少也一定无益”，而“灵魂诸善”即德性则相反，“愈多而愈显其效益”[3]。也就是说对财富的追求必须加以限制，而对道德的追求却是多多益善的。在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