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恐怕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研究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
“孔子与《春秋》”是一篇经学习作严格意义上的经学有类西洋学术传统中的神学，不应带有历史意味。经学的孔子乃一历史文化精神之代言人，并不必然等同于历史上的孔子，如此才有“万世立法”一说（一如神学的耶稣不同于《伟大的哲学家》所描述的那位公元初年巴勒斯坦的预言家）。彼时即此时，此地亦即彼地；时空在人而言，而历史文化精神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春秋》经世，真正的谜局不在经内而在经外－－只要人性的弱点存在，何时而非春秋之际？经内的谜局只是经外谜局的影身而已。我们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若能解开现实世界的困境，经内的谜局自然迎刃而解。“孔子与《春秋》”正是借着中国历史的“空套”探讨当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成因及其解决之道。
近几百年西洋文明扩张的结果已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历史文化的大系统之中，而这段连续的历史发展是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为其起点－基督教文化而非希腊罗马文化才代表了近代西洋文明之原始。比较一下基督教系统和儒家系统我们就会发现《旧约》的说书方式是以“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此其所以耶稣总以“神子”自居〕，而《诗》、《书》则从“人”的角度看待“上帝”。一位是通过宗教神秘经验领悟的超验的“上帝”，另一位则是从政治、历史的经历总结的经验的“上帝”（类似客观必然性）此其二者相异之大较。早在安瑟尔谟以“本体论证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时，近代西洋文化困境的症结即已萌芽。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经典交流。基督教文化系统内部的这一矛盾随着西方民族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而高度发达的西方科学与西方哲学正是这一文化病症的表现。
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古代中国发达的技术没有萌生现代科学。这其实是个“假问题”，因为不仅中国文化，所有的非基督教文化（包括希腊罗马文化）都没有萌生现代科学。真问题应当是为什么唯独基督教文化系统发展出现代科学。我是这样看的：基督教系统的宗教性相要求进入《圣经》情境之人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自觉全知全能。如果“理性”意识其能力有限（此乃事实），这一系统必然发生“精神分裂”，所以“理性”只有通过“上帝”的眼光不断向外部世界扩张－如此才能满足这种病态的文化心理。而在经院哲学阶段开始发育成熟的希腊文化工具理性为之提供了满足其欲望的必要手段，由此萌生近现代科学（中国人讲“利用厚生”，技术仅为满足实际需要而存在，这也是所有其他非基督教系统之共性）。近代西方文化系统的“理性”在这种病态文化心理的驱使下走上了不懈地征服外部世界的道路，从而达到高度的成熟。也因其只能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世界，就无法象中国文化系统的“理性”一样顺利地发生自我意识，从而生升华为“悟性”。近代世界在西洋文化高度发达的“理性”帮助之下从自然界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因人类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的动物本能的支配，其所释放的能量只能使之在自然法则的机括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人”因此不断发生“异化”，沦为其所释放的自然力的奴隶。
自笛卡尔革命以来，西方哲学中的“理性”逐渐习惯于通过“上帝”的眼光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海德格早就注意到这一症结）。“上帝”的领地在不断萎缩，最后终于出现马克思主义这样包罗万象的伟大的形上学体系。作为理性时代的耶稣基督，卡尔·马克思以一系列经济学公式预言了共产主义“千年王国”的到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仁慈的历史规律终将赦免人的“原罪”。君临天下的“理性”终于将偌大一个世界解释得天衣无缝。而事实上越是天衣无缝，也就越是远离真实－“理性”尚未意识其能力范围，强不知以为知。此乃近世西哲之通病。在主宰面前，伟大的思想家和众人相比不过是大一些的孩子。何时“理性”意识到自己并非全能的“上帝”，学会用一种困惑的眼光看待世界，西方哲学现在遭遇的困境也就迎刃而解。近代西洋哲学一直通过弥缝幼稚的基督教系统的方式缓解日益成长的“理性”造成的西方文明核心价值的危机；而因其缺乏对“性与天道”的了悟，所有这些尝试取代基督教系统的思想体系逐一遭到历史的淘汰，从而沦为哲学史上的研究对象。即使是作为近代西洋文明之反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例外地感染其母体之痼疾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际，马克思注意到的“异化”现象已经从工业制度领域扩散到了文明生活的所有领域。与之相比，中国文化系统中的“理性”较早发生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成熟而合理的天道性理结构，这正是前汉以下哲学采用注疏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根本原因。
近代西洋哲学一直担负着寻找理性时代之“上帝”的重任，而不论是“实践理性”、“生命意志”还是“绝对精神”、“历史规律”都扮演不了此一角色。新的“上帝”在哪里呢？德日进和熊先生都注意到在生物界累级演进以迄人类的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驱力，而人心为其自我意识。从古代世界的原始群落以至近日巨大的文明系统，它所体现的必然趋势正推动着人类由分而合、共趋大同。这力不象“绝对精神”那样没有人身、自在自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体认其存在。联系“天下归仁”与公羊三世义来看，孔子的“仁”大约即是这神秘的驱力。“仁”乃“欲”之反对，标志着动物界自然进化达于反动阶段。在自然状态下“仁”须隐藏自身，而在人文状态下“欲”须隐藏自身，“仁”则显现为人心中的历史文化精神。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这历史文化精神幻化为各民族之“上帝”，提撕人性使之向上超拔。“仁”、“欲”相反相成，一文一质，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德国古典哲学恒言“恶”为历史发展之动力）。而当文明的历史达于“仁的自觉”之时，人类因其心中之历史文化精神开始发生自我意识逐渐挣脱“欲”之束缚（所谓“人文化成”），从而日益减少必然状态下的文明进化所需索取的巨大的代价。将来的生物学家与人文学者应当通力合作，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描出“仁”的尊容，从而寻到一位有可能为所有的文明系统所接受的理性时代之“上帝”。
孔子的“天”用得极有弹性，有时大约指“仁”或“元”，有时似指“客观必然性”，由此衍生孟、荀两家之“天论”（实同名而异实）。倘若能熔《论语》、《易传》、《中庸》以及孟、荀、董、马、何之学说于一炉，再参考熊先生晚年的翕辟论，大致即可恢复孔学之原貌。孔学乃一部中国思想史之源头活水，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仍可抄袭宋儒返本开新之故智，由原始儒学的重新诠释而获得新生。历史上所有伟大的民族皆只有一度之兴盛，而唯有华族长盛不衰达数千年之久。盖因其由“仁教”而得道，从而超脱了自然法则之机括“德”与“福”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唯有国族这样永恒的生命体方能印证其存在－这一关系在信仰时代可由“上帝”保障，而在理性时代则需以哲学论证的方式说服“理性”。我在“孔子与《春秋》”中批评了基督教教义，不是站在儒家或中国人的立场上讲的－一旦沾染文化自尊心和民族自尊心就失去了批评一个文明系统的资格。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讲的。文中所说的“孔子”乃一种关怀人类之得救超过了自身之得救之新人的代表，所说的“中国”乃一种将人类之福祉视为最高利益的新型的国家。自觉地服从“仁”的指令的新人和新的国家代表了人类自作主宰的高贵的生命意志，也正是未来世界希望之所在。将“人”的命运拱手交给上帝安排的想法十分可怕，因为真实的“上帝”（客观必然性）并不象《圣经》所说的那样对人类脉脉含情－如果不能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人类会在永生的憧憬之中坐失彻底解决今生今世所面临的困境的机会。
此文有些地方借用了庄子的手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确实不够严肃；但在涉及学术史的部分还是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例如，我将“笔则笔、削则削”断为“剪辑”就参考了《公羊传》“常事不书”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约其文辞，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的说法，《传习录》的意见以及阮芝生先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一书的研究成果。又如“据乱世”之《春秋》学演变为“升平世”之《春秋》学代表了战国晚期至前汉中国学术思想发之大势“一说就综合了自己做的《春秋》类著述之比较研究、康梁师弟关于大同、小康派之判分、钱穆先生《国学概论》对儒家与诸子关系的探讨、汪中以来有关荀子与经学关系的研究、牟宗三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关于荀学与法家性相判分之研究以及汉人的一些传统看法如诸子皆为经传而《春秋》为六艺总纲等等。没有耐烦做详细的考证。上述观点仅为一时之灵感，并非成熟的意见，所以前面讲明是”冥想“。这么写法自然不合规范，只是一动笔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只顾自己痛快，很少虑及他人之阅读习惯；替人家想多了，胸中郁积的闷气就吐不出来，害得自己难受。您劝我都是为了我好，心里明白，以后会小心的。
我对学术史上的孔子与《春秋》是这么看的（全是假想）：孔子可能曾以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团（故夫世以儒墨并称），志在代周而兴，确立某种凌驾政权之上之教权（《说儒》中提到的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