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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史诸部门中，词汇史向来比较落后，而中古（晚汉—隋）时期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尤为薄弱。〔1〕近二十年来， 经过郭在贻等先生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中古词汇研究已经由冷落而繁荣，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专著如林，各擅胜场，单篇文章多至难以胜数。这些成果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它们对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也为建立汉语词汇史积累了许多有用的材料。但是，这些论著大多偏重疑难词语的考释，研究的对象集中在从张相到郭在贻一贯强调的“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这两类词。也就是说，主要还是训诂学的研究，是传统训诂学的延伸和扩展。至于作为语言词汇的核心的“常语”，向来是训诂学者认为可以存而不论或者无烦深究的。然而，要探明词汇发展的轨迹，特别是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词汇的基本格局的过渡，即后者逐步形成的渐变过程，则常用词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工夫进行探讨。而这正是汉语史异于训诂学之处。因为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以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以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
训诂学与词汇史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训诂的目的是“明古”，训诂学的出发点是为了读古书——读懂古书或准确地理解古书。因此，那些不必解释就能理解无误的词语，对训诂学来说就没有多少研究价值。词汇史则颇异其趣，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某一种语言的词汇的发展历史及其演变规律，而不是为了读古书，尽管不排除客观上会有这种功用。所以，在训诂学看来没有研究意义的词汇现象，从词汇史的立场去看可能恰恰是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在语言学界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将训诂学和词汇史混为一谈，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因此，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两门学问各有其彼此不可替代的价值，由于研究目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所用的方法和材料等等都有所不同。在目前词汇史研究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有必要分清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它们的区别。
早在四十年代王力先生就撰文指出：“古语的死亡，大约有四种原因：……第二是今字替代了古字。例如‘怕’字替代了‘惧’，‘绔’字替代了‘ｋūｎ＠①’。第三是同义的两字竞争，结果是甲字战胜了乙字。例如‘狗’战胜了‘犬’，‘猪’战胜了‘豕’。第四是由综合变为分析，即由一个字变为几个字。例如由‘渔’变为‘打鱼’，由‘汲’变为‘打水’，由‘驹’变为‘小马’，由‘犊’变为‘小牛’。”〔2〕又说：“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 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松紧’
的‘松’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例如《说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松’字的时代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虽然古今书籍有限，不能十分确定某一个语义必系产生在它首次出现的书的著作年代，但至少我们可以断定它的出世不晚于某时期；关于它的死亡，亦同此理。……我们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3 〕王先生所说的“新训诂学”，实际上就是词汇史。后来他又在《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此后陆续有学者对王先生论及的各个新词出现的时代上限提出修正，但讨论对象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举例的范围，且仅以溯源（找出更早的书证）为满足。溯源当然是词汇史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因为不明“源”就无从探讨“流”，但是仅仅溯源是远远不够的。蒋绍愚先生曾经设想，“可以根据一些常用词语的更替来考察词汇发展的阶段”。〔4 〕在新近出版
的《蒋绍愚自选集》中，又多次论及这一问题〔5〕， 还有专文《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6〕，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到《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并运用了判别旧词与新词的两种基本方法——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蒋先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所作的探索，无疑将对推进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作者之一也曾经试图通过考察个别词语的消长与更替（如：言—说，他人—旁人，有疾—得病）来探讨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7〕但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
， 不是少数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做到相当程度的。现在我们打算抛砖引玉，试从若干组同义词语在中古时期的变迁交替入手，作一初步的探索，希望能为汉语词汇的史的发展理出一点线索，或者说寻找一种方法或途径，以期改变目前有关研究工作中畸轻畸重的局面，使疑难词语考释与常用词语发展演变的研究齐头并进，相辅相成，从而逐步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
1.目/眼
王力先生说：“《说文》：‘眼，目也。’《释名》：‘眼，限也。’可见汉代已有‘眼’字。但战国以前是没有‘眼’字的。战国时代也还少见，汉代以后才渐渐多见。‘眼’在最初的时候，只是指眼球。……这样，它是和‘目’有分别的。后来由于词义的转移，‘眼’就在口语里代替了‘目’。”〔8〕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秦以前典籍中“眼”共5见， 除王力先生所引的《战国策》《庄子》《周易》各一例外，另两例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赵王游于圃中，左右以兔与虎而辍，ｘì＠②然环其眼
。王曰：‘可恶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阳君之目可恶过此。见此未有害也，见平阳君之目如此者，则必死矣。’”《吕氏春秋·遇合》：“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雠糜，椎颡广颜，色如浃ｃｈēｎｇ＠③，垂眼临鼻。”用例确实不多。
方一新曾列举约二十条书证证明“眼”字在汉魏六朝文献中就常作“目”讲，并非如王力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所讲的那样到了唐代“眼”才成为“目”的同义词。〔9 〕方文所举的“眼”当“目”讲的最早一条书证是《史记·孔子世家》的“眼如望羊”，其实这个例子还不够典型，因为字书多释此“眼”为“眼光”；《史记》中还有一例“眼”是确凿无疑等于“目”的，即《大宛列传》：“其人皆深眼，多须髯。”〔10〕《吕氏春秋》的“垂眼”也是指“眼睛”。〔11〕如此看来，“眼”当“目”讲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由此我们甚至怀疑“眼”从一开始就等于“目”，把它解释成“眼球”可能是后人强生分别。因为仅仅根据“抉眼”“白眼”这些用例就断定“眼”是指“眼球”似乎不够全面。我们认为，古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细分整个眼睛和眼球，正像“目”有时也可指“眼球”一样，“眼”也是通指的。（现代汉语仍然如此，如“眼睛布满血丝”，不必说成“眼球布满血丝”。）如上引《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例，上文用“眼”，下文用“目”，所指无别。又如《洛阳伽蓝记》卷5：“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闭目，茫然无见。”似乎“眼”指“眼球”，“目”指“眼睛”，是有分别的；但是比较一下出于同卷的下面两个例子就不难看出，“眼”和“目”是浑然无别的：“林泉婉丽，花彩曜目。”“通身金箔，眩耀人目。”“眼”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有时专指“眼球”，那不过是它的义位变体而已。虽然在先秦两汉典籍中一般说“抉眼”，但应劭《风俗通义》（《匡谬正俗》卷8引）说：“吴王夫差……诛子胥，……抉其目东门。 ”《旧唐书·太宗纪下》有“抉目剖心”，“抉目”的说法在文人笔下一直常用。〔12〕又，《说文》：“目，人眼也。”“眼，目也。”说得清清楚楚。这些都说明古人就是如此理解“眼”和“目”的。表示“眼球”的概念古代有一个专门的词“目＠④（字又作＠⑤）”。如《周礼·春官·序官》“瞽ｍéｎｇ＠⑥”郑玄注引郑司农曰：“无目＠④谓之瞽， 有目＠④而无见谓之ｍéｎｇ＠⑥。”《新序·杂事一》：“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④，甚矣，子之墨墨也！’”附带说一下，王力先生的说法可能是本于元代的戴侗。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眼”字下引戴侗曰：“眼，目中黑白也，《易》曰：‘为多白眼。’合黑白与匡谓之目。”
从汉末起“眼”用例渐多，如：咸姣丽以蛊媚兮，增＠⑦眼而蛾眉。（文选·张衡《思玄赋》）〔13〕两停卜纤纤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艺文类聚》卷56引古诗）睫，插也，接也，插于眼眶而相接也。（释名·释形体）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文选·陆云《答张士然》诗李注引魏文帝诗）感念桑梓城，仿佛眼中人。（文选·陆云《答张士然》诗）眼耳都融，弃干忘机。（皇甫谧《高士传》卷中“老商氏”）能令弟子举眼见千里。（《太平广记》卷5引《神仙传》）＠⑧兽大眼。（郭璞《山海经图赞·＠⑧兽》，《
山海经》裕喘文作“大目”）于眼，得色界四大造清净色，是名天眼。（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5）晋代以后，例子就难以数计了。从以下两个方面观察， 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眼”应该已经战胜“目”并逐步取而代之： 1）使用范围。“眼”不仅大量出现在口语色彩较强的小说、民歌、翻译佛典等文体中，而且进入了诗文、史书等高文典册。《高僧传》卷1 “康僧会”：“(支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