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 题】高级中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 正 文】
（北京市教科院 劳文）
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的逐步实施，随着本世纪末在全国范围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的逐年推进，在中国这个独生子女率与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值都极高的国家里，进一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社会需要，开始摆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政府的面前。在今后的几年内，这种社会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虽然它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实际可能，但作为社会心理需要，会给地方政府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会迫使政府仓促做出普及高中教育的决定。因此，必须及早统一认识，正确决策，科学、健康地发展高级中等教育，以促进我国国民全面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地区与行业之间，从基础设施条件，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到收入水平、生活质量，都存在较大差别，且很难在短期时间内消除。所以，在努力创造条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保障公民子女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的同时，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宜采取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策略，而应实行有偿教育，采用依据高级中等学校的不同门类有区别地收取教育补偿金的办法。
之所以提出上述建议，首先是基于“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即使到本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我国国民产值的水平仍然很低，所以国家无力承担让每个公民子女都受满１２年教育的义务。只有在国家投入大部分办学经费、公民个人自愿投入部分办学经费的条件下，才能延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部分“自愿投入”的公民，或者是先富起来的人群，或者是自愿降低其它个人需要、靠节衣缩食积蓄教育基金的人群。这种公民个人投入是自愿选择的，不具有强制性，但可以有导向性，因而同样可以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可以为高中阶段教育建立更广泛的资金渠道。当然为了保证社会急需的优秀人才的成长，在实行高中阶段有偿教育的同时，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奖学金、贷学金制度，让一切真正有发展前途的人，能够人尽其才，尽可能地获得深造机会。第二，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收益差别，而从总体上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会落后于发达国家，社会生产生活急缺的仍将是大量初中级人才，因此不宜盲目提倡追求高学历。必须注意用考试的、管理的、经济的等多种杠杆去调节人才流向。就公民个人而言，当然希望学好专业，拿高学历，去好地方、好单位……；对社会而言，则必须是百业俱、行行处处都有接班人与建设者才行。实行有区别的收费制度，恰是调节人才结构的手段之一。第三，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少年，不论是先天的生理、心理素质，还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形成的常识、修养、才能以及意志等精神品质与身体发育程度，都有了较大的差异，也开始形成了不同的兴趣爱好、个人特长，以及不同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理想。所以，他们应该开始学习选择。义务教育强调平等，从本质上说是分流教育，应该在根本方向（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一致的前提下，强调区别，强调把能力倾向、发展方向不同的人送到适合于其本人发展而又为社会需要的岗位上去，让每个受教育者各得其所。划一的高中教育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选择，只有增加高中阶段教育的门类，才有可能为全体少年提供成才的机会。
２ 既然从本质上说，高中阶段教育是分流教育，那末这种分流就必须尽量分得合理，分得于社会于个人都有利。具体说来，一要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最大利益即实现“人尽其才”；二是有利于保障未来公民的合法权利，从制度上让每个人都有选择发展方向的机会；三要有利于社会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促使社会主义中国兴旺发达，人们都能乐其业、美其俗，热爱自己的工作。为此，考虑到经济起飞阶段社会发展快、变化力度大，考虑到十五六岁的少年身心发展的不成熟与不稳定性，在实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时，除了应加强指导，帮助初中毕业生尽可能做好人生第一次选择外，还必须允许已做出选择的高中学生重新选择，要建立起不同门类的高级中学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学分、相互允许转学的机制。
因此，要重新研究高中阶段教育的性质与任务，规划高中阶段教育的门类与专业设置。在现存的普通高中（包括国家教委最近提出的四类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基础上，重新调整学校的分类与课程的设置，并理顺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在文化课的设置上，要从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长远需要出发，在基本文化课的基本要求上（请注意，这里与下面所言都是基本的，也是最核心、最必要的，否则后患无穷），强调趋同，强调规范一致、共同达标，而且各类高中学校，都应加强学科知识与社会经济生活联系的教育。至于各类学校的专业课题，也应该从科技现代化需要的角度，从经济发展要求劳动者具有转换岗位能力的角度考虑，强调通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与培养；在技术类的学校之间，在普通高中与技术类学校之间，促进此类课程的接近与统一（例如，计算机课，基础性的金工、木工、电工课等）。只有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有接近之处，不同门类学校之间才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全部或部分学分，才有可能达成相互转学。
要实现上述目标，在管理体制上、政策上也要做相应调整。许多国家的中等教育都选择了综合高中的模式，其教育行政部门把中等教育作为一个教育阶段统筹规划管理，这是有道理的，也有实际需要。我国目前对中等教育实行部门负责，分散管理，不但重复建设严重，浪费教育资源，而且不同门类学校之间互不往来，缺乏协调，不利于人才合理分流与建立再选择机制。应该创造条件，尽早统一领导体制。只有领导体制统一了，真正把所有门类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纳入统一发展规划了，其间的政策、管理办法、学制、课程等方面的矛盾才会逐渐得到解决。为了促进此项改革，可以在各类学校领属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先从改革会考制度入手，调整会考及升学考试政策。调整会考政策包括：调整会考科目，减少必考科目，设置选考科目，实行“必考＋选考”制度；扩大会考对象，使所有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学生都可自愿参加；调整会考功能，使之逐渐成为国家高级中等教育文凭考试，学生获此资格，除了可以作为一定学历证明、从事某种专业工作以外，也能证明其在一定条件下升入大学等等。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文凭管住了，办学及入学就可以适当放开，有利于动员社会力量兴办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有利于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步伐。调整升学政策，就是说改变除了普通高中毕业生外一般不准其它门类高级中等学校毕业生考大学的规定，准许一切获得会考证书的学生报考大学。这也是建立再选择机制，是于社会于个人都有激励作用与实际利益的事。当然，这又要相应调整中专等类学校的管理政策，例如改变农业人口升学转户口以及包分配的政策等。
３ 高中阶段的学生既然是成长中的选择主体，是正在继续学习（这种学习包括知识能力的准备与身心的准备）的选择者，所以，管理高中阶段教育，一个非常突出的要求是要更加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利。
我国教育的最大优越性，是党和国家为我们明确规定了教育方针，向每个受教育者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从而保证一代人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受社会与个人条件的限制，教育目标所规定的诸多要求在每个受教育者身上的实际达成度与侧重点都是不同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既不是一个人各方面的“齐头并进”，也不是所有人的“齐步走”、“一刀切”。所以，在提倡全面发展的同时，要鼓励每个受教育者发展个性和特长。
上述认识，虽然并无新意，然而在实际的学校管理尤其是高中管理中却很难落实。实行多年的全国统一的选拔性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以及“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把学校和学生紧紧地捆在“一分之差定终身”的竞争战车上，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个性特长的形成。虽然我们每年有上百万升学竞争的“成功者”，其中也不乏人才，却同时让更多同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成功者”）或变成平均发展的庸才，或变成只知死记硬背的书呆子，乃至变成在压力下苦苦挣扎逐渐失去朝气、失去自信的失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高级中等教育特别是普通高中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前提，如果一切都原封不动地按现行模式那样去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则会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国民心态考虑，高等学校入学统一考试在近期内很难取消（当然，是不是必须维持全国统一考试，恐怕大有商量余地）。但是，为了减少这种过于划一的录取标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应该大力推进高校招生办法改革的试点工作，探索多种改革方案。例如试行部分学校（或系、科）自主招生，由中学依据限定条件、名额，推荐优质学生报考；也可以适当扩大保送试点，并实行保送生试读制度，以建立反馈调控机制，强化保送方与被保送人的责任意识；还可以试行少数地方大学对走读生宽进严出和学分制的办法（面授加函授。申请读此类学校的学生可免入学考试，但会考成绩要达到规定等第例如要求几科优或良，修业年限要稍长，然后参加严格的大学学科考试，凡在限定年限达不到规定学分者将被取消学籍）。凡此种种办法，一方面可为高校招生改革探索道路，有利于打破一统模式，为各类人才开辟接受教育与成长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高中改革松绑，缓解中学师生过重的心理压力。当然，这些试点都有风险，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但教育管理部门应该有“大胆试、大胆闯”的精神，一方面大力进行各种改革试验，一方面适当扩大地方对高教的管理权限。在高校招生改革问题上，权力部门偏于保守，顾虑太多，似乎是多年来此项改革始终缺乏突破的根本原因。
在当前普通高中的教学管理中，最大的问题是盲目地跟着高考指挥棒转，教学内容过于求全，教学要求过于求深，从而限制了学生的主动精神与个性特长的发展。一些学校、教师不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