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党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我在学习这次全会和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时，联系我多年来的实践和所见所闻，感觉到如何进一步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这是这次全会决定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胡总书记的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必须在全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以思想教育、完善制度、集中整顿、严肃纪律为抓手，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要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
胡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地阐明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性，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关键。我学习以后思绪万千。作为一个老党员，我深深体会到总书记讲话的重要性。这使我回想起，在艰苦的岁月里，国家还处在动乱中，我们那些忠于党的事业的领导，他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些感人事例。值得我回忆的往事有好几件。上个世纪70年代初，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同志，有一天他下乡检查工作（当时县委书记用的是旧北京吉普车，但很少坐），他穿着草鞋，带着几个随员，从笋岗铁路一直步行到布吉检查工作。他来布吉公社，事先不打招呼，中午在公社饭堂和公社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用餐。一小碟青菜、上面铺着五六块薄肉片，加点米饭，*书记一边吃饭，一边与干部们促膝谈心，听取汇报。像这样，方书记经常不坐车，走路下乡到基层，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那个年代，不管县委领导还是公社书记，他们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感情是亲密的。就拿70年代的布吉公社书记廖汉标来说吧，凡召开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时，他的办公室会前会后必然挤满了基层干部，因为大家都愿意对他说心里话，讲大队的问题、生产队的问题、群众的问题，他非常重视。应该是1975年吧，快中秋节了，一河之隔香港月饼的香味飘过界河，但我们这里粮食困难，月饼的配料更加困难，公社的饼厂决定，中秋不生产月饼。因为中秋是传统佳节，群众吃不到月饼意见很大，廖汉标听到这个意见后，立即在公社大会上郑重宣布：今年公社饼厂一定要做月饼，为什么香港人能吃上月饼，我们不能吃呢？困难再大，饼厂也要把月饼做出来，而且保证群众每人能吃上两个。廖汉标的一番话，振奋了整个会场。我想，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没有和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他能听到群众的心声吗？他能做出这个决定吗？我想是不可能的。那时虽然生活困难、物资短缺，但党心民心是一致的。再举一个例子吧，1976年，布吉、平湖分为两个公社，平湖公社的办公条件较差，搭上铁皮就办公。虽然办公条件简陋，但是，党委一直把联系群众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有一次，我去平湖公社找一些老领导，我一进铁皮房，马上让我感到全身温暖——两个女服务员热情招呼，先问我要找谁，然后招呼我坐下，倒了一杯清茶，摆在小桌上，其中一位服务员说：“你等一下，慢慢喝茶，我们给你联系。”我以为她们认识我，对我特别热情呢！紧接着满身泥水、赤着脚的群众到公社办事，一样享受这样的招待。那时是学大寨年代，群众处在半温饱阶段，但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的血肉联系，始终是紧密的。
回想过去的艰苦岁月，我们的干部下乡“三同”（和群众同食、同住、同劳动），我深有感受。60年代四清运动初期，我们村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的教师**，一个是银行的干部凌宏钟。**安排的三同户最穷，只有一间小房子。而且该三同户有个毛病——打呼噜最响（打呼噜时，后面巷子都可听见），**与他同住，肯定难以入睡。但是，白天一早，**马上起来和群众到地里干活，还要肩挑100多斤的稻子走三四公里路回村，丝毫不因晚上睡不好觉而影响劳动。凌宏钟同志安排在一户单身汉家搭食，每天一早，他扛着锄头、挂上一个饭锅出门干活，中午在田头生火烧饭吃，喝生泉水，也不休息。他们一住就是一年，很少回家，毫无怨言。因为他们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所以深受群众爱戴。后来，上级不断下派驻村干部，群众争着要三同。这种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至今使我难忘。类似的事例说也说不完。
过去我们听党的话，现在仍然听党的话，将来更要听党的话。党就是“母亲”，对“母亲”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对党要忠诚，对工作要负责，要敢讲心里话，不要怕领导不高兴。记得70年代，我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敢向党反映群众意见，敢向党说心里话。当时，我们村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子，群众生活很苦。一户七口人以上的家庭，每月生活费才可预支10元，六口人以下的，每月生活费才可预支5元（在年终分配中扣除）。那时，我们村除了大量柿子成熟能卖点钱外，其余就是靠种点水稻，生活相当困难。由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农副产品一律统一收购。当时柿子统一收购价格平均每斤八九分钱，最高也是一角二分钱。而自由市场一斤柿子可卖到一元多。我想，收入多一点，也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于是，我带着两个干部跑到布吉公社郑传恩书记的办公室，坦白地对他说：“郑书记，你看一斤柿子在自由市场能卖一块钱，统一收购才卖九分钱。如果老是这样的话，我情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块钱，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九分钱！”郑书记听我说完，没有批评我，而是给我做解释工作。他说：“伟基，这是国家政策规定，你说的是有道理，但还是服从国家政策吧！”
话一时是说不完的，现在谈谈培养后备干部、选拔干部的话题吧。过去我们党提拔任用干部除从一些地方调进或单位调换外，多数是从基层推荐选拔的。据我所知，六七十年代，大队回来一个初中生或高中生，干部群众十分高兴，作为一个苗子来培养。首先安排在生产队，从记工员、辅导员做起，经过一段时间锻炼，把好的苗子选拔担任大队干部。过去，有很多公社干部是从大队优秀的年轻干部中推荐上去的。这些干部有着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本色，有着深厚的群众感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