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晴雯撕扇”谈起古典文学

　　人们制作一件东西，都是为了派用场的。比如：菜盘子，是为了盛菜用的。如果，盘子打碎了，不能盛菜了，这个盘子也就没有用处了，人们便会把它扔掉。因为，它已失去了它的价值。但是，有的人，不用盘子来盛菜，而是把盘子用小杆顶着，耍出各种花样，成了杂技中一种经常的节目，那么，这盘子，也取得了它应得的用场，就无须去为它不能盛菜，而发什么惋惜之情了。
　　扇子是为了扇风的。
　　但是，扇子被娇痴的晴雯一把一把地撕了。晴雯由此得到了宝玉对她感情上的认证，晴雯本人由此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扇子在这里的价值，比起扇风来，就是无限的了，是千金买不到的了，比扇子的一般作用要大得多。扇子破坏了，但“笑”是完成了。
　　运用庄子的哲学术语来说，就叫作“两行”。换句话说，在庄子的眼中，这两者都可行。如果一定认为惟有盘子只能盛莱，扇子只能扇风，不能派其它用场，这叫作“固”，也就是“固执”。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过：“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
　　这就是说，某些东西分散的过程，也就是另一些东西完成的过程。反之，亦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达观。所有的东西，都无所谓完成和破坏，一切都是相通而成为一致的。相通，即为“得”。合于“得”，就算派用场了。也就是说，一切都体现在自在的常规中。
　　万物皆自得，就是自然的常规，它不应受其他规范的支配。常规的本然，就是它作用的表现，这种本然贯通在一切之中，这种本然得到它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规律。
　　如果认为扇子的本质是扇风的，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撕扇子可以发泄心中郁闷，得到情感满足，这都是可行的。因此，把扇子故意撕破，这也算不得什么“造孽”和“罪过”了。因为被撕的扇子，已经从另外一方面，作到物尽其用了。在撕扇子的过程中，已使晴雯转恼为乐了。这就构成扇子价值的体现。但不能拿扇子来出气。
　　晴雯撕扇时，宝玉发的一通议论，也就是庄子“两行”思想的最好注释，如：
　　宝玉笑道：“（这盘子）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供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声响，就故意的摔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毫无疑问，宝玉是按照这种思想法则，来判断晴雯撕扇的是非的。因此，他对晴雯既没有什么责难，也没有什么歌颂，对扇子既没有什么惋惜，也没有对它作出什么赞叹来。
　　这“两行”的思想，是庄周思想，宝玉是能够身体力行的。
　　再从宝玉续写《南华经》这一行动来看，更可以反映出曹雪芹是接受了庄周思想的。
　　但是，曹雪芹接受了庄周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两行”这方面，曹雪芹并没有倘徉在庄周的思想境界里，以为一切都解决了。如果曹雪芹单纯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曹雪芹就比较简单得容易对付了。
　　曹雪芹确实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不仅受到，而且深刻了解。也正由于深刻了解，他才又跳出了庄周思想，有了他自己的独立思想。
　　庄周主张“两行”，也就是说，以“两”为用。
　　儒家主张“允执厥中”，则是以“中”为用。
　　曹雪芹不主张“中”，不主张“两”，而主张“极”。贾宝玉的行为乖张、怪僻、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似傻如狂……正说明他是作到“极”了。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说，就可以说他主张“以极为用”。表现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化为情感，就成了情极之毒。
　　因为作到“极”，所以就去而不返。虽到悬崖，仍然撒手而去。他走到“鹿回头”处，也不回头，仍然向天涯海角奔去。这时，他追求的是“极”，而不是“而行”了。在这时，他就和庄周分手了，由“两行”而发展到“至极”了。脂砚斋是比较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所以居然运用了“毒”字来形容宝玉的“情极”。毒者，不治之疾也。
　　当然，这对主张“两行”的庄周来说，全然没有什么，是无所谓的。留也行，去也行。不过，对贾宝玉亦即曹雪芹来说，就不行。他行到“鹿回头”处，还要向前去，分明见到悬崖了，还不攀附任何藤木，依然撒手而去。他的“撒手”，可见，不是为了抛弃什么，而是为了追求着什么。他是为了追求，才抛弃的；不是为了抛弃才追求的。所以，脂砚斋说他有情极之毒，是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曹雪芹跳出了“两行”的世界，进入了情极的窄门里来，而不屑回头呢？
　　这和曹雪芹成长的背景分不开的。
　　在他走过的“天路历程”中，不但没有“八十一难”，而是，从降生那天起，万物皆备于我。他就是“天之骄子”了。他得到宫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宫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是极端特殊的，这种特殊环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作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顺治想用禅悦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了他，莲花座也救不了他。
　　曹雪芹虽不生在帝王家，而生在包衣世家，但如果说对人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则和两位前人有极大相近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把他们互相比附，这也不足为怪。“色空说”和“索隐派”的出现，都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
　　释迦牟尼认为了解人生的终极，是无“我”，从这儿才能得大智慧，才能一切解脱，无挂碍，无恐怖，究竟涅槃。这时，也无所谓“法”，可以遨游大自在天，达到了真如境界。实际上，释迦牟尼渡化不了世人的，他只能作到自我完成。他确实作到了。
　　顺治则什么也没有作到。他的政治文化方面，向往汉化，反而促使满族元老更加紧满化的统治；他想使政教合一，但他又不懂得是宗教先行呢，还是政治先行？结果两下落空。他想使现实和理想统—，但他的理想，却是属于他个人的，不是属于人民的，所以，这种破灭，只能促进他的自我毁灭……
　　曹雪芹看到这两条路都不属于他的。他想走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升华”的道路。
　　当然，这“升华”的道路，也不是曹雪芹发明的，这在历史上，是早有先例的，最光辉的例子，就是屈原、司马迁、关汉卿、汤显祖……
　　他们都把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的血和泪，凝结成为文字，用它记录下内心的向往和理想，使自己的感情升华，利用一种艺术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因此，曹雪芹才写下了《红楼梦》（《石头记》）。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他是不会制作出这部长篇小说的。
　　在这种实践中，曹雪芹离开庄周，就走得更远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庄周提倡“坐忘”，还说颜回说自己能达到“坐忘”的境界，孔子佩服之余，也要追随在颜回之后，庄周假托这段故事，是为了加重这个“坐忘”的分量。其实“坐忘”的不是颜回，而是庄周自己。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便说：
　　“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又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
　　由这段“作者自云”中，就宣布他不但不能“坐忘”，而且在“念及”之余，还要“一一细考”，使这段记忆“坐实”，不但不“忘”，而且刻石为“记”，“记”和“忘”刚好相反。这就更证明曹雪芹的思想，不是庄周思想的余续，他已完成他情极之毒的“至极”的思想了。
　　由以上的认识，不难看出，曹雪芹是不会真正地向色空中来寻求解脱的，而是在艺术升华中，找到了他自己的出路。
　　近来经常有人问我：你写曹雪芹时，如何来写他要写《红楼梦》的动机和要求呢？我想，就试着先谈谈曹雪芹与庄子思想的异同，来作为这个问题的粗浅回答吧。
　　至于这个“升华”说，并不是我的发明，早在几十年前，似乎就有人觉察到了。当然，光是个“升华”说，并不足以概括曹雪芹。这倒不是故作跌宕。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光是精神的转化过程，或是一种内心的记录而已。创作当然是以情感来感染别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最后还是要以他思想的高度，来作为衡量他的最后标准的。因为，一个作家，总是受着他的思想支配的。郑板桥画竹子，要求人们还要到画面外面去看他的竹子，现在说作家的背后，也就是这个意思。同时，作者创造出来的背后，也就是我们要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