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简介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
世代清寒，幼年苦读，为秀才。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62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早年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著有《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王国维首先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其次他提出辩妄求真的考证精神，使红学的研究能脱离旧红学的猜谜式的附会，为以后的考证提出了一条明确的途径即考证“本事‘本事’并不重要，而要考证作者姓名与作书年月，方为正当考证之途径。”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首次借鉴了西方悲剧理论来诠释红楼的意义，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王国维完用叔本华的哲学。在《红楼梦评论》一文的第一章《人生及艺术之概观》中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由欲所产生者，则唯有痛苦。”所以“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他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在于“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一书之精神主旨“乃在写宝玉由‘欲’所产生之痛苦及其解脱之途径”。他说“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之欲代表而已”。他指“玉”为“欲”。王国维在叙述完叔本华的悲剧学说后认为，《红楼梦》乃叔本华的三种悲剧之说的第三种悲剧，足以示人生之所固有。”王国维为了说明《红楼梦》在伦理学上的价值，他说：“世界各大宗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主旨。哲学家如古代希腊之拍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理想京存在于解脱之道。”
因此《红楼梦》正是以解脱为伦理学上最高理想。王国维最后认为，“解脱之道唯存于出世 ”。
对王国维的评价
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极深，但又受中国传统哲学之熏陶，为他在美学思想方面既受叔本华之影响，又能自有创见，有所超越奠定了基础。就美学思想而言，对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他们同陷唯意志论的泥坑，把美看作理念的表现，但王国维创“古雅说”，承认有自然美与艺术美之分，高于叔本华；在“美的知识是先天的”这一点上他们同持“天才说”；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推进了《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境界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精华，对我国审美理论研究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位学者。他学贯中西、多才博识，在史学、文学、哲学、美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高，著述极丰；王国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引人注目的悲剧式人物。他学习和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文化寻求研究和发展中国文化的科学方法，却又为西方文化的消极因素所困扰，被中国封建文化的毒素所吞噬，在年逢五十的鼎盛之年自沉昆明湖，过早地自我终结其尚可更有作为的一生。因此，我们在研究王国维的思想及其学术成果等问题时，必须注意他和西方文化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说到王国维和西方文化思想，诸如西方哲学、西方美学、西方心理学等等的关系，人们往往较多地注重西方文化思想对王国维的影响，而对他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科学方法，促进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则常常估价不足；而在注重西方文化对王国维的影响时，又往往强调其消极的方面，对其所受西方文化的有益影响则往往认识不足，因而，对于王国维的评价也就难免失之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