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著、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锐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
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了（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 ’，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
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份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份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份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是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 “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 ”，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 ；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