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型经济体系，那么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别是19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美国的腹地开发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出现，标志着19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20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20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当美国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发”和“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时序关系的阶段和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帮助日本经济复苏而确立的，名义上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1971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易中的价格优势。15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1985年9月22日，法国、德国、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同意一项抛售美元的协商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30％，日元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1985年1月的1美元兑换262日元升值到了1987年早期的1美元兑换158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发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同样有很多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开发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研究投入了约3.6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40～50％。结果，由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地奇贵。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被用来购买土地或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偏离实际价值，便开始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阻止银行向投机者贷款，1989年11月25日，将贴现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软着陆产生了不良贷款危机和对整个银行体系无法清偿的威胁，这一威胁持续了10年，2001年早期仍没有迹象表明有所改善。
三、中国旧经济模式的缺陷和向新经济模式的转变
中国近代工业经济始于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工业在东南沿海登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近代工业的发生范围，同时也使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殖民工业的市场。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也相继产生了经营农产品加工的官办工业和“外资”企业，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4％，开始形成了全国第一批较大的工业点。但甲午海战的失败，意味着中国自然经济的北方防线崩溃，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以日本帝国主义利益为中心的重心北移。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法德俄等国无暇顾及中国市场， 随之而来的是日本资本开始在中国增强。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全面侵略中国的计划，开始推行全面占领中国工业市场的战略。首先，日本在东北大力投资扶持重工业，建立了煤铁中心和钢铁工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化学、机械等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业；开发了东北的水力资源，以水电为主，建设了电网，为进一步推行侵略中国的战略提供了廉价动力。这样，东北的重工业围绕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目标很快就在全国上升到十分突出的地位。其次，日本在华北的重点是击垮中国的民族资本，掠夺华北资源，发展轻工业。抗战前夕，青岛已有50万纺绽，天津已有33万纺绽，与上海并列。这样，青岛、天津、上海成为全国三大殖民工业中心。最后，日本力图摧毁中国南方工业。
上述事实表明，由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期间的殖民侵略及其相应的资本输入，确实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工业，但这种工业从来就不是为中华民族利益服务的生产力。这种殖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发生于东南沿海的殖民战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殖民工业破坏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民族性和自然性，继而导致至今尚未消除的中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现实。其具体表现为：工业生产力与其所需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严重脱离。拥有工业资源的内地和西部地区都不占有与其资源相吻合的工业生产力；而工业产值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却不具有像内地和西部所具备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如此，中国发展农业自然条件最好的东南、华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工业产值最高，而工业动力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工业与农业在同一自然空间发展导致在一个自然空间内的竞争：少量的可耕地被大量工业用地挤占，工业污染又导致对农业自然资源的破坏。从长远看，这都将给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造成基础性的破坏。
一个大国经济的形成大致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这种生产力应尽可能地与本国的自然资源相结合；二是这种生产力应与本国的市场相结合，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向型市场需求上。
中国经济工业化的进程，即中国工业经济向西部内陆腹地的开发始于1949年。这个过程大致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政府的目标主要集中在改变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留下的畸型的生产力布局。从“一五”到“六五”期间，中国政府一直注重对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工业投资和开发。40年来，内地工业产值增加40多倍，相当于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倍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0.6％上升到1983年的40.5％。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工业基地或工业中心。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生产力与其相应的自然资源严重脱离的经济格局，并减轻了工业对农业所产生的空间压力。但没有摆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这次西部开发，尽管作了大量投资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益。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来说，在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同时要形成国内市场机制，国家的最终实力只能根植于国内市场，而中国最有深厚潜力和资源却有待于大规模开发的市场并不在沿海地区而在广大的西部内陆。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就是东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