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促进了市场竞争和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激发了科技开发和知识普及丰富市场供给的多样化，促进了世界生活方式的接近，但以全球化，信息化，自由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发展，也带来新的矛盾。
（一） 新经济所带来的大部分好处为发达国家所获得。
市场经济理论家们理想中的“中产阶级”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出现了20：80的两极分化。
所谓“胜者通吃”，“喂奶经济”，都是形容两极分化的形象说法。经济增长局限于一部分国家，1980－－－1996年，只有33个国家，达到3％的人均年增长，59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皆下跌，他们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以及前东欧集团和前苏联国家。
19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国家20％的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86％，全球出口总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200人在1994－－－1998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1.2倍，总收入占全球人口收入的41％。9年来，世界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收入之比，从30：1上升到74：1。
信息革命集中于发达国家，高科技加大了贫富不均。专利，富裕工业国家持有世界97％的专利。联合国1999年度人文发展报告指出，虽然能直接上网的电脑已经从1988年的10万部增加至1998年的3600万部，大多数人仍旧无法接触电脑互联网之类的新科技。在美国，一般人只需付出一个月的薪酬，便能购得一部电脑，在孟加拉，一部电脑的价钱等於当地居民8年的收入。美国电脑数目比世界其他各地的总数还要多，南亚地区虽然占全球人囗23％，网络使用者只有0.04％，非洲及阿拉伯不足0.5％。目前的网站有八成以英文写成，但会说英语的人只占全球人囗的一成，进一步阻碍了非英语地区人士接触电脑世界。
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动荡，黑社会，有组织犯罪集团也全球化了，每年总收入达15000亿美元。1995年的毒品贸易总值估计为4000亿美元，约为世界贸易额的8％，较钢铁和汽车的股份总值还要高，差不多相等於纺织、煤气和石油的股份总值。
新经济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总量，但如果使用其他标准，例如增加公共财富、保护所有人的生存权和维护他们的公民权平等、发扬团结与合作的精神等，我们就会发现，全球化与信息技术之间的联合会产生不利的后果：
第一，是对人类共同财富的合法化占有。是合法化了的世界技术社会“种族隔离”。
对人类共同财富合法化的掠夺不仅仅是表现在传统方式上，例如，世界资本对各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众所周知，１９９７年，世界舆论曾强烈谴责美国的耐克公司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过低。同年，耐克公司付给迈克尔·乔丹的广告报酬，要比２·２万个亚洲劳动者的工资总数还多。现在，掠夺是以各种生物化学、药物学和农业食品方面的跨国企业私人占有生物资源的形式进行的，而专利权正是使这种占有合法化了。现在唯一真正的“世界权利”是“知识产权”。这可以使私人资本变成世界资源的主人。
第二，使大多数人更加依赖资本而生存。
新经济把人变为“人力资源”，其生存权只能依赖于资本的效率。“人力资源”的权利被禁锢在全球化和技术之间。由于其他地方有着更廉价、更有效率的“人力资源”，全球化（尤其是劳务市场的全球化）也就剥夺了其他“人力资源”的劳动权利；而无论“人力资源”是否替代人力劳动，技术都在决定着“人力资源”的就业水平。为尖端技术和“智能”技术提供的资金越多，人的发言权就越少。因此，资本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能够占有大比例的剩余价值，而“人力资源”则没有任何“自然”的权利，只有证明自己工作的义务。
发达国家出现了把所有货物和服务都商业化的趋势。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都被置于市场“规律”之下。在空运、电话、保险、银行、铁路和邮政等方面是如此，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退休金、就业、教育、电力、煤气甚至水等方面也是如此。“共有财富”越来越少，“私人财富”越来越多。调节“共同生活”的原则是而且越来越是个人的利益、金融效益、生产率、收入等等。公民的权利是按比例分配的，只是以消费者的权利和股东的权利等形式存在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也不是较重要的股东，就没有多少发言权，更没有什么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