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特点的比较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五种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这五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形成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模式形成的时间的不同
从五种模式的形成时间看，苏南模式的形成时间最早，苏南模式的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从1953年-1978年，苏南农村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以农村家庭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电子一条街出现为特征的，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五种模式中，三城模式的形成可谓最晚，三城模式是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是我国90年代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也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1992年至1994年中形成的，而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则相继形成于1993-1996年间和1996-1997年间。
2、民营经济形成基础的不同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从而形成“苏南模式”，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为苏南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温州的区位条件是远逊于苏南地区。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它最终不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但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生活的压力而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使得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南、温州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都是脱胎于农村乡镇企业，走的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它们的差异在于工业化的方式不同。而中关村模式则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例，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产生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所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其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而且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指示，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
3、企业制度特征的不同
苏南模式是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模式，苏南的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础属性便是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时的中小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因此，与城镇集体企业不同的是，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其结果往往导致出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因此，“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的外向度很高，从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到大规模利用港澳资本建立“三资”企业，使得乡镇企业在引进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因此，80年代的“珠三角”乡镇企业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比苏南乡镇企业和温州个私企业规范得多。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许多乡镇企业已通过内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而温州民营企业大规模的集团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