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黑格尔；形而上学；逻各斯
一、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形而上学”一词含义是指哲学本体论，而本体论的含义又是关于存在的理论，亦即关地作为整体世界及其一般规律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古希腊爱菲斯学派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那里是使用“逻各斯”（Logos）的概念来表示这一存在的真理的。他说：“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1]（18页）逻各斯概念含义丰富，原意是“言说”、“思想”，但“言说”必须有规则，思想必须有根据。因此，“逻各斯”这个词当它“言说”到个别事物之处，超越了个别事物时就具有了抽象和普遍的含义，达到了事物的一般。关于这一点，我国的著名学者苗力田先生曾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笺注》中说：“在语言中所说的‘苏格拉底是人’的‘人’，也是这个人自身。这样，普遍一般的人，就成为述说具体个别人、规定具体个别的，成为人所是的人，logos。”[2]在这里“成为所是的人”的“logos”，显然，具有抽象的、普遍的含义。由此推之，“言说（logos）”的最高普遍就是“存在”。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作为存在真理的“逻各斯”表征着事物的必然性，因为“赫拉克利特断言一切都遵照命运而来，命运就是必然性。——他宣称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逻各斯’是一种以太的物体，是创生世界的种子，也是确定了周期的尺度。”[1]（17页）可见，在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既是一种主观尺度，也是一种客观尺度，属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范畴，赫拉克利特的宇宙论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宇宙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和阿拉克萨戈拉的“努斯”（No,vs 心灵）就是在这方面的最初努力。黑格尔就曾经指出：“阿那克萨戈拉的原则，是他把No vs(心灵)、思想或一般的心智认作世界的单纯本质，认作绝对。”[3](352?53页)企图用思想的合理性去说明宇宙的合理性。尔后巴门尼德提出了“思维与存在同一性”思想，更把这种企图准则化、原理化。巴门尼德指出：“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决不会有任何别的东西，因为命运已经把它固定在那不可分割而且不动的实体上。”[1](53页)人们以前把巴门尼德的哲学认定为唯心论，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命题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它所表述的是理性思维的原则，即唯有理性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达到真理。巴门尼德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知识的的道路，寻找万物本原的道路，他认为这条道路给人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1](50一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用理智思索“存在”的哲学。
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巴门尼德这里才初步形成了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因为依照笛尔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我们可以看到巴门尼德对“存在”有几种规定，这就是存在是“一”、存在是“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这三者的合一，可以说初步达到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但是，由于巴门尼德顽固地坚持“一”，坚持存在的真理永恒不动不变，坚持单纯理智通达“真理之路”，这就与现象发生了乖离。于是“拯救现象”的呼声在巴门尼德之后变成了呐喊，因为存在若不存在在现象中，存在也就等于非存在，恰恰合于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极端相合”。“拯救现象”的哲学思辨由苏格拉底开始，到柏拉图的“相论”，也就是要着手构建本体和现象的关系，构筑本体通向现象、一般通向个别的桥梁。柏拉图的“相论”反复从理论上探索本体和现象、一和多的关系，但最终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土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事业，反复研究、探索，最终完成了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基业。在《形而上学》第四卷中，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规定《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的：“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各部类的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别的科学普遍地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而是从存在中切取某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偶性，例如数学科学。既然我们寻求的是本原和最高的原因，很明显它们必然就自身而言为某种本性所固有。故假若寻求存在物之元素的人寻求的就是这些本原，那么这些元素必然并不为就偶性而言的存在所有，而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有。所以我们应当把握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之最初原因。”[4](84页)。
所以，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哲学是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开始，经过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才初步完成了“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建构。但应当指出“形而上学”一词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并未出现，它是在公元前60年安德罗尼柯(Andronicos)编撰亚氏遗著时，先将关于自然的可感觉运动变化的事物著作编在一起，命名为《物理学》，而把现在所谓《形而上学》的各篇章放在《物理学》之后，并集合在一部书内，取名为Meta physika，即现在的《形而上学》。这部书亚氏给它取的名字是《第一哲学》，或《智慧》，亦即宇宙第一的、最高的或最概括的知识。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也超出了自然现象、自然运动的规律，其意义是在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本原性实体和那一切事物的、最终的“隐得来希”。即完全现实。因而“meta”一词，“在……之中”就成为任何现实事物的本质基础，属于“本体论”；“meta”一词，“在……之上”就成为超验者，属于“神学本体论”。亚里士多德把它的哲学分成三部分：1．theoretical理论的；2．practical实践的；3．Making创制的。其中“理论的”是首要的、核心的部分。理论科学的《形而上学》(Metaphysis)的研究对象就是“存在”，而本体又是“存在”的中心，因此，Meta physik也只能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来理解。
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虽然建构了一个以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还带有某种始原性质，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这个体系中并没有提出也没有论证“形而上学”作为一种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久以后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那里才被正式提出来)。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还存在一种明显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张志扬和陈家琪两位学者在他们的专著《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中就曾经指出：“‘meta在……之后’、‘对……作反省性沉思’，属后设叙事理论，与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的深思精神相关。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一个是建构性的，即在后设理论中建构起被研究对象的同一性基础。于是人们在这个意义上，把meta理解成‘元’、‘元……学’，表示它还原到根据、基础之上。另一个是解构性的，即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或虚假性，从而瓦解人为的本体论。”[5](149页)同时，亚氏《形而上学》本质性基础的“本体论”，又与作为一切事物最后的形式本质，即一切事物最后的“隐得来希”——“神学本位论”相矛盾，为以后欧洲哲学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留下了深沉的隐患。在18世纪的法国就爆发了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攻击。正如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6](159页)“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63(162页)这个过程是从亚里士多德甚至更为遥远的时代开始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神学有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支撑亚里土多德本体论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是现实与潜能、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思辨的：现实先于潜能，形式先于质料；潜能不断现实化，质料不断形式化；最终必然导致一个没有任何潜能的纯现实，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那个永恒的第一推动者、一切本体的最终本体——神。
随着古代哲学的终结，人类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神学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这除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