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如此熟谙的黑格尔哲学却没有在前期美学中留下痕迹。《文艺心理学》和《谈美》都没有讲到黑格尔，两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也没有讲美学。决不能说他轻视黑格尔美学，《悲剧心理学》承认“黑格尔对于近代美学思想影响极大。”（2）1936年他在《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中就有黑格尔的《美学》，并要求参考斯退斯的《黑格尔哲学》。
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者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康德的信徒，直到49年以前，康德影响都远远超过黑格尔。这种选择性的接受，除他们个人兴趣外，特别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不同性格相关。黑格尔美学主要是艺术哲学，以其特有的辩证法与历史感，他把几乎是全人类的艺术都逻辑地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康德美学则是纯粹的审美哲学，他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基点，划定了审美和艺术在理性结构和人类生活中的自律性位置，描述了审美经验所特有的一种知觉方式，规范了现代美学的方向。“审美无利害关系已在许多人的美学理论中、在逻辑序列上处于首位，成了审美经验的核心。不仅可以适用于艺术鉴赏，而且也可以适用于自然物的鉴赏。它已经渗透到艺术批评和对艺术及自然的鉴赏中去了。它成了一种观察和判断的习惯，而在这一概念获得这样的地位之前，艺术的价值是因袭的。艺术有认识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但就是唯独没有艺术自己的价值。”（3）康德从哲学彻底论证了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正宗。19世纪晚期盛行而又为朱向中国频频引进的克罗齐的“直觉论”、布洛的“距离说”、闵斯特堡的“孤立说”、立普斯的“移情论”等等无不是康德理论的继续和变种? ?/P>
无论是译述绍还是自我建构，朱的美学都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美感经验入手阐释美学问题，在此一类型的著述中，朱继续王国维、蔡元培的路线，基本是在康德的框架内完成。《文艺心理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4）这就把自己置于康德笼罩之下。《悲剧心理学》第二章讲自己的美学观，朱以“康德曾强调审美经验的非实用性”开头，继之以“大多数近代哲学家，尤其是克罗齐，强调了也是由康德指出过的审美感觉的非概念性。”（5）他认定从康德到克罗齐是“欧洲美学思想的主流。”（6），所以他也是根据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来得规定美和艺术的本质，以此为基础，经验地发挥康德美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美学学说都被吸收进来。当然，朱对他们也是有保留、有舍弃的。
朱的第二类著作是大量评析中外文艺，这一类著述完全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得到资源，但朱没有这样做。其原因，首先是他对黑格尔过分的唯理主义不喜欢，比如其悲剧论就“采用一种很不好的方法，即从一个预想的玄学体系中先验地推演出一套悲剧理论来，而不是把悲剧理论建立在仔细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剧杰作的基础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只是他那关于绝对理念的范围广阔的学说中一个小小项目而已。”（7）朱指出它有五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它是先验地推演出来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情感经验。”（8）事实上，整个黑格美学都有这个弱点，而朱本人总是以对具体作品的欣赏经验为基础，他的文艺批评与其美学是一致的。其次，这也与他对唯心论哲学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最后起，他可以说是唯崐心派或形式派美学的集大成者。在现代一般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重要，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实际贡献说。”（9）所以有了克罗齐，黑格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不能说朱小看了黑格尔。他介绍黑格尔的文章就以“黑格尔怎样比柏拉图和康德进一步？”把黑格尔置于康德之上。柏拉图以共相和殊相解释世界，把客观的共相视为独立自主的，否认感官所接触的殊相为真实。因为共相产生殊相的方法“近乎玄秘”，他又假设了一个超时空的“神”和空洞的“物质”，“神”把“共相”印到“物质”上，使物质成为殊相。然而不但“神”迹难寻，“物质”也因既非区相也非殊相而自相矛盾，不能找到一个“最初原理”。康德把共相分为“感官的”和“非感官的”，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先验的，即十二范畴，但他对范畴本身没有解释，并假定了一个不可知的“事物本身”为现象之因。鉴于“柏拉图和康德不能把共相和殊相凑合起来成这现成的宇宙，因为一个假定共相附丽于‘物质’，一个假定现象背后有‘不可知的事物本身’。”（10）黑格尔采用柏拉图“客观的共相”和康德“非感官的共相”之说，根据其辩证法“相反者之同一”的原则，把“事物本身”一刀砍去，“心与物相反，因为一是意识者，一为所意识者；心与物同一，因为可知者以外别无‘事物本身’，一切物都是意识的内容”（11）。针对柏拉图 和康德的理式和范畴都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一盘散沙，黑格尔认为范畴全体（即绝对）是互相生演、互相因依的有机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黑格尔哲学的大关键。从柏拉图到康德，哲学家都以为共相是‘抽象的’，都以为类性不含种差在内。……黑格尔首倡‘具体的共相’之说，所谓‘具体的共相’就是含种差在内的类性。”（12）类性而含种差，就是共相含殊相，同中有异，单一寓杂多，相反者同一。所以一切范畴都是一气贯注的。发现这一规律，则知识才能成立、才能扩展，否则只能有“人为人”和“人不为非人”。朱对此充满赞叹：“这本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然而柏拉图没有看出，康德没有看出。无数其他的哲学家都没有看出，从此可见真理之难发见，可见黑格尔的功劳之伟大。”（13）
不过这些赞扬是相对柏拉图和康德而言的。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与美学上肯定克罗齐一致，朱又接受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克罗齐是新唯心论的代表。就欧洲近代哲学说，主要的成就是康德、黑格尔那一线相承的唯心派哲学。克罗齐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14）“克罗齐的哲学系统大部分就是从发挥和纠正康德与黑格尔的学说得来。”（15）在他的心目中，唯心论的传统即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后来者不断克服前者的缺点。克罗齐的方法是区分“相反者”和“相异者”，“相反者”相互冲突，在合中调和，合之前是抽象的、不真实的；“相异者”有高低等差，却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自身就是具体的共相，是相反者的同一。黑格尔混淆“相反者”和“相异者”，第一个结果是误认错误的相反者为真实的相异者，他说错误中含真理，相反者可以克服而综合到较高概念中以至绝对，但错误的何以能转化为真实的？一大堆错误何以能成就一个真实的“绝对”？辩证法综合正与反，并非化反为正，没有看到错误仍为错误的。第二个结果是误认相异者为相反者，导致一大串错误，比如在其宗教─艺术─哲学的精神发展序列中，艺术与宗教正反相对，相对于哲学而言都是抽象的，要“合”为哲学才是真实。因此，艺术没有独立性，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哲学。同理，历史可以根据理性先验地推演出来，而不是根据史实，自然科学也是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等等。总之，依克罗齐看来，“黑格尔哲学在表面上虽是绝对唯心主义，而骨子里仍没有克服心物的二元。‘自然’与‘心灵’在他心眼中不是两相反概念而是两相异概念，不是两个抽象的对立的东西而是两种性质有别的真实体。为了要避免这显然的二元主义，他应用只能用于相反概念的辩证法来处理‘自然’与‘心灵’这两上相异概念，以为它们综合于‘逻葛司’。”（16）
朱肯定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他集合了康德先验综合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组成心灵活动两度四阶段说，以及美、真、益、善四种价值内含相反者说，想因此打消康德和黑格尔都未能打消的二元主义与外越主义，建立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与内在主义。”（17）但他仍然秉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精神，揭呈克罗齐哲学的十大问题。就本文的范围来说，重要的是朱借批评克罗齐的机会，总结了唯心主义的主要毛病：“思想常是在杂多中求整一，历史哲学的企图都在找出一个统辖全体宇宙的整一的原则，其实全体宇宙有一个整一的原则去统辖，这也只是一个信念，一个希望，并不是一个逻辑的结论。”（18）黑格尔那种总括一切事物的“理念”只有全知的上帝知道，而人类的知解总的有限的，据有限的知识形成的哲学也不是普遍的、具体的。所以整体主义既不符合经验知识，也没有逻辑根据。“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的企图算是一个惨败。”（19）
基于此，朱敏锐地看到黑格尔整体主义的政治后果，“唯心哲学把全体看得比部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思想方面绝对反对个人主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近代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都与唯心哲学的关。”（20）政治思想不是朱的专业，他对此没有申论，但结合他评克罗齐时说的“历史的情境成为所谓的‘大我’。这‘大我’是普遍性或共相，它是决定‘小我’的意志行动的，所以你不能说是你或我或任何人的创造。……‘小我’反映着历史情境的真实界的那个‘大我’。他受历史情境的决定，所以只是那情境中一个节目，一个被动的工具。”（21）可见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