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文学批评的现状令人堪忧。本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文艺上也出现了空前的自由宽松的最适于文学批评这只候鸟一展歌喉的“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学批评这只候鸟由于失落了自己的独立品格而在艺术的百花园中显得那样尴尬与无奈，她不但失去了在百鸟鸣唱中领唱的资格和高亢的喉音，而且还不时发出鸱枭般的不和谐的怪异的叫声。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讽刺过那种乱骂与乱捧的文学批评，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是刚刚合适，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批评家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就相反了。”[1]我所说的文学批评发出的不和谐的怪异的叫声，就是指的几种失格的“‘乱’到和事实相反”的令人反感的文学批评现象；我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尴尬与无奈的处境，就是指人们在要求健康向上的文学批评时批评界所表现出的所谓“失语”或“缺席”状态。
先说“乱骂”。所谓乱骂，当前表现为一种自我炒作式的“酷评”。这些“酷评家”承袭了“文革”时“四人帮”式的恶劣文风，以“打棍子”，“扣帽子”为能事。他们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目标对准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钱钟书以至王蒙、余秋雨这些现当代的大家或名人，以给大家名人挑毛病来显示自己的高明，以骂名人来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这些“酷评家”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那些名人大家只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丝毫不讲学理的漫骂和贬毁；如骂“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2]贬毁鲁迅不是“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3]另一种是深文周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③睨一切，以惟我独尊的气势横骂一切，以道德攻讦代替学术辨析，”[4]甚至以盖棺定论的口气一总否定了整个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及批评。难怪有人气愤的称“这些‘批评’压根儿就不能叫‘文学批评’，而只能叫‘武学批评’”。[5]这些“酷评家”要么就是根本不讲批评标准的主观臆断的漫骂贬毁；要么就是把非文学领域里的标准滥用到文学领域，造成文学批评的失范。他们有向大家名人扔下白手套的勇气，但又缺乏那些大家名人必备的学识修养和资料积累，所以他们的“挑战”还达不到学理的层面，而只是一种情绪发泄或自我炒作。无损于那些大家名人的光辉而只在他们自己脸上抹上了几块白粉。颇有点像艾芜小说《南行记》中的偷马贼，虽然被逮住打得遍体鳞伤，却以别人知道他做了偷马贼而感到自豪和快乐。
再说“乱捧”。所谓乱捧，就是吹喇叭、抬轿子式的“捧评”。这些“捧评”家，完全不讲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不讲实事求是的批评精神。他们有的只知顺从长官意志或者盲目崇拜作家的名望、地位，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嘘上天，绝倒于地，尊ｆū＠①如璧，见肿谓肥”。[7]动不动就把“大师”、“精品”、“杰作”的桂冠廉价送人；有的在文坛拉帮结伙，搞小圈子，哥们义气，姐们投缘，于是你说我的作品好读，我说你的思想深刻；你说我是“青年作家的杰出代表”，我说你是“精神界勇猛的战士”；你把我的作品收进精品文库，我提名你的作品上获奖名单……相互吹捧，互相抚摩；还有的纯粹沦为商业广告包装式的吹鼓手，他们完全受出版商操纵，利用传媒，制造卖点，坑骗读者。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没有比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批评家的丧失原则的吹捧更有害于创作的了。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上下其手，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他们硬是要把狗屎说成黄金。这简直是在审美的精神领域犯罪。这是一种基源于商业动机的腐败性合谋。他们在谋杀文学，是在行骗。这些批评家和传媒人也许并不缺乏审美感知力和判断力，他们缺乏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缺乏为读者负责的道义感，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很多时候，我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出来的永远是空话、假话和套话。”[8]
除乱骂与乱捧之外，还有一种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媚俗化的批评。这些媚俗化的“批评家”把文艺混同于文娱，把娱乐性、趣味性和读者的数量作为衡量文艺的标准。他们不是引导读者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高自己的欣赏层次和水平，而是迎合甚至鼓励那些低层次读者的只追求感官刺激的肤浅庸俗的审美习惯。于是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艳情小说，精神鸦片式的武侠传奇小说被抬上了天，早在五四时期就被新文化阵营斥为“嫖界指南”的《留东外史》，这叫有些人看来更具刺激性，以致有人看到此书之后以为是发现了新大陆，赞其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奇书”。于是乎，一批格调低下的不三不四的作家被捧成文学大师，而真正的严肃文学大师茅盾等却被搞得无立身之地，被踩进了十八层地狱。对此，这些媚俗化的批评家还气壮理不直的振振有辞，说这是遵从读者的民意。把文学批评等同于民意测验或政治选举。对此，钱钟书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曾撰文批评：“文学非政治选举，岂以感人之多寡为断，亦视能感之度，所感之人耳。”[9]
总之，就是这些骂评、捧评与媚评的众声喧哗，把当代批评界搅得乌烟瘴气，黑白颠倒。使文艺批评这位昔日骄傲潇洒的文坛王子变成了一个抽去了脊梁骨的畸形儿，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找不着北，除了漫骂和媚笑就是“失语”和“缺席”。这一切都是批评的独立品格的失落而造成的。所以，呼唤和确立文艺批评的独立品格，是文艺批评界的当务之急，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下面就从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和批评本身的独立品格两个层面来试论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
二 批评家的独立品格
批评家的独立品格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批评家的高尚的独立的人格；一是指批评家要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批评。
（一）批评家的独立的人格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狄德罗在论到作家和批评家时说：“我们现在太急于露脸了，我们执笔的时候可能学识既不丰富，道德方面的修养也不足。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朋友。你想当作家吗？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能有什么指望？而我们除了被自然中的两项最有力的东西——真理和美德深深地感动以外，还能被什么感动呢？”[10]作家要有德行，批评家尤其要有德行，这个德行首先就是批评家的独立的人格。在批评时就表现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即不东倒西倚，不屈从于权势，不盲从于名人，不被金钱利诱，不顾师生情面，不讲哥们义气，不搞名利交换，而是秉持公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既不以人废文，也不因人捧文。就像莫泊桑说的，“一个真正名实相符的批评家，就只该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像绘画的鉴赏家一样，仅仅欣赏人家请他评论的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他那无所不知的理解力，应该把自我消除得相当干净，好让自己发现并赞扬甚至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不喜爱的、而作为一个裁判者必须理解的作品。”[11]这里，莫泊桑所说的“自我”当然不是指的批评家的独立的分析判断，而是指的批评家个人的自私的偏狭的情感。那么，批评家怎么才能尽可能地达到批评的客观公正，把自己的偏狭减少到最低限度呢？笔者认为，这除了要求批评家保持主观的独立人格，即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外，更主要的，是要求批评家要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批评，即要符合文艺批评的规范，要采用科学的、适当的批评标准。
（二）批评家要遵循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批评
1.文艺批评的规范问题
每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规范，像每一种游戏都有自己的规则一样。这些规范或规则是长期经验的总结，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废弃，这体现了事物的继承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规范或规则又不断的被突破或修改，这又体现了事物的发展性，从艺术上说就是创新。不过这种突破或修改只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凭空的突破，任意的修改。也就是说，无论是科学的研究还是竞技的游戏，都要遵从一定的规范或规则，这些规范或规则可以突破或修改，但不能废除，也不能混用，如果废除或混用，这个学科或游戏的自身也就被取消了。文学领域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拿新诗发展的事实来说明这一问题。闻一多的《诗的格律》[12]在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一篇富于建设性的重要诗论，在今天看来，它的价值倒不在于它模仿西方象征主义“纯诗”理论所提出的诗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的具体的诗歌创作主张，而在于文章断然宣布：“诗人乐意戴着脚镣跳舞。”“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作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这里，闻一多所说的诗人“要戴着脚镣跳舞”，是在新诗发展的特殊时期强调诗歌自身特有的规定性。新诗初创期，在胡适的“要须作诗如作文”，[13]甚至“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所谓“一切打破”的“诗体的大解放”[14]理论的影响下，诗歌完全不讲艺术规律，拆除了自身的所有壁垒，无限制的越界。其结果就像孙玉石先生所描述的：“‘胡适之体’初期白话诗的泛滥，过分注重语言上的白话而忽略新诗的诗性特质；郭沫若《女神》式的呼喊诗的繁衍，有袒露的直率而无更深的诗情内蕴……冰心《春水》《繁星》格的小诗的过分无节制的盛行，诗意全无的三两句写景咏情之语，也冒充新诗在刊布流行……”[15]看，“一切打破”的“诗体的大解放”的代价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