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困惑首先来自所谓"年味"的消失。自从１９９０年代物质供给丰富之后，城里人对"年"的兴趣越来越淡漠，所谓"年味"消失便年年都成为一个传媒话题。尽管政府和民间采取了种种补救措施，譬如组织庙会、燃放烟花等等，但随着禁放鞭炮措施的实施，城市中"年味"确实已荡然无存了，传统过年所带给人们的许多欢悦也的确体验不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这是当代中国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中国人传统过年的欢悦大半并不在"过"年本身，而源于"盼"年的渴求。在贫瘠且单调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既往人们所企盼的无非是借助传统民俗文化形式，使平素被克制压抑的吃、穿、玩、及亲亲、友友等前文化或文化欲求需求得到满足。年关临近，当这诸多欲求需求逐渐释放演化为紧张的渴求时，便使人们能从"过"年中体验这诸多渴求满足所带来的快感和欢愉，体验到属人的物质享受和躯体自由的审美愉悦。因此"年"所能给中国人带来的审美愉悦的"度"，主要取决于平素人们对欲求压抑的"度"，取决于人们对"年"渴求的"度"。只要"年"中含有人们所追求所渴求的内容，只要"年"能满足人们平素所无法实现的愿望，"年"就是幸福的。杨白劳二尺红头绳，大春的两斤白面，给喜儿带来的"年"的欢乐，是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所永远无法享受到甚至终生难以体验的。即使《白毛女》音乐在年三十给人们带来的欢乐，也是"后"文革时代青年所难以理解的。而今天，当吃穿等物欲需求基本满足后，"年"与非"年"之间，早已没有了落差；再加上亲情纽结在现代城市中已越来越松驰，电话拜年的兴起，更把日趋形式化的亲情"网"彻底"解构"，将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彻底终结。因此，对现代城市人来说，"年"能给他们带来新鲜刺激、体验自由欢乐的传统娱乐形式，大约唯有放鞭炮这一项了。喜悦是属于孩子们的，它所传播出的节庆气氛却是全民的。但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它的致命弊端却使它难免被"革命"的"命运"。而随着鞭炮声的消失，"年味"便似乎注定要消失了。
以上所论取自笔者多年前的一篇随笔，其中所持观点与国内许多学者雷同，总之，"年味"的消失似乎是我们为物质文明进步所必然要付出的精神代价。那么，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当我换一个角度思索时，困惑便产生了：我们中国人刚刚解决温饱、步入小康，根据这样的规律，西方发达国家里的各种"节味"岂不早就统统消失了吗？他们还过那门子节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国家的宗教和民俗节庆，不仅数量比我们的多，而且过节的质量也明显比我们高。笔者曾参加过慕尼黑啤酒节，身穿民族服装的巴伐利亚人载歌载舞花车游行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哪种写在每个人脸上的节日欢乐，在国内节庆中是很难读到的。啤酒节里主题当然是喝啤酒，但人们显然不是为了啤酒而去的。手持大杯啤酒的人们溶于共同的节庆气氛中，陌生人之间相互祝福着，共同歌唱着，十多万人从上午一直狂欢到下午，啤酒只是承载节日情感的媒介而已。笔者所在的青岛市也年年举办啤酒节，但人们去啤酒节喝啤酒，似乎就是进大餐馆聚会，点上各种菜肴，吃完喝完便离去。啤酒城内虽然很热闹，但却没有那种"写在脸上"的欢乐，陌生人之间依然陌生。曾见过电视报道，欧洲人每年"除夕"，都有狂欢活动，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当新年钟声敲响时，人们都非常激动，大家彼此拥抱、亲吻，一起欢呼新的一年来临，体验着节日的快乐。此种迎新活动，我所在的城市也曾搞过，在倒计时读秒时，人们也在欢呼，但欢呼完了，便立马各自回家了。一路上众多市民默默无言，而且事后都在抱怨：没意思，不热闹等等。原来，许多人出来只是看热闹，期望从别人哪里获得欢乐，而自己却体验不到这种欢乐。
由此，我便想到了，所谓"年味"的消失，与物质文明进步似乎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我们特殊的世俗审美文化传统相关。中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西方人那样脱离物质、脱离社会纯个体精神解放的审美文化传统，而总是把节庆文化活动与物质享受联系在一起。这些物质享受也并不是像圣餐那样只是象征性的(感恩节在美国是例外，火鸡是节的主体)，而是构成节庆的主体，构成节庆的目的。无论是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还是正月十五吃元宵，都是实实在在的吃。春节穿新衣，也是表里全新、上下全新，假如没有一套新衣便似乎有些对不起"年"的意思。当然，中国人也有玩的内容，如端午节赛龙舟、元宵节舞龙灯以及春节放鞭炮等等。但这些娱乐活动，也大都是在游戏层次上，给人们带来躯体刺激与人身自由的快感。而一旦离开这些物质享乐内容，中国人便似乎很难体验到节日的精神快乐。这便是中国世俗审美文化的物欲化倾向。
二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中国审美物欲化倾向并非笔者独见。季羡林先生在1997年一篇文章 中便提出过类似问题。他指出："把中西双方稍一比较，就能够发现，西方的美偏重精神，而中国最原始的美偏重物质。这同平常所说：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是精神文明，适得其反。这是一个颇为值得深思的问题。"恰如季老所说，"在中国当代的汉语中，'美'字的涵盖面非常广阔。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因此，都可以与"美学"发生关联。西方则不同，眼之"美"词与耳、鼻之"美"词， 与舌、与身之"美"词，皆不相同，而且，与"美学"无任何直接关联。从这种语义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美学传统是有着一种明显的物欲化倾向的。
对此，季老主要是从人类的物质生活层面解释的。他推断说，中国人"美感的兴起大概在蒙昧的远古游牧时代" ，肌肠辘辘，没有闲情来欣赏花草和音乐，"他们吃到羊肉，感觉味道美，所以'美'从羊大。"西方"美感的产生时期已经超过了填饱肚子的阶段。肚子不肌，才有了余裕来欣赏眼所见之美和耳所听之美。所以他们的美，从词源上来看，虽然讲的是感官，却只限于眼和耳，而没有舌头。"季老所言，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尽管"羊大为美"究竟是"大羊"（味甘）为美还是"羊""人"（舞蹈）为美，学术界有争论；尽管从语源学角度断定中国人的美感发生早于西方尚待推敲，但我们先民美感生成时的物质生存环境劣于西方的结论却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可以作为补充证据的就是中国与西方神话中诸神生活状况与场景的差异。根据人类原始历史与远古神话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不难从神话中把握远古人类生存环境与美感取向的关联。
熟悉希腊神话传说的人都知道，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活得真是好快活哟！他们整日价不是寻欢作乐就是滋事生非。在希腊神话中，甚至已经有了独立的"爱神"、"美神"（阿芙洛狄忒），那场著名的特洛亚战争就与她相关，与爱情和美女相关。相比之下，中国神话中的诸神却活得太艰辛了，他们不是填海就是补天，不是治水（除涝）就是逐日（抗旱），难得有片刻消闲，更谈不上寻欢作乐了。唯一有点浪漫情调大概就是羿了，据说，他不仅沉迷于田猎、酒浆，还与河伯的妻子发生过"婚外恋"。对此，人们固然可以作出多种言之成理的解释，但我认为，这样的基本事实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古代希腊人良好的自然生存环境 与中国先民艰难的自然生存条件是造成两个民族神话个性差异──实际上也是两个民族原始文化性格、审美倾向差异的重要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生存环境的差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被保留下来，持续影响着中国人与欧洲人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倾向。质言之，中国人几乎总是面对一个吃饭或温饱问题，中国人几乎从未从沉重的生存负担和贫瘠的物质生活条件下解脱出来，这使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忧患主义特征，难以产生出唯美主义倾向。历史上曾有过的短暂享乐主义思潮（魏晋），也被传统文化永久地钉在道德耻辱柱上。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或许少数衣食无虞的文人能苦中寻乐地吟赋田园诗韵，但却难以有全民的精神狂欢节日出现，代代相承遗传下来的便是以物欲化享受为特征的节庆活动。所谓"年味"、"节味"的"味"，不恰恰证实着中国人过年过节往往以吃为主吗？
三
但深入思考下去，这种执着于物质生活层面的解释显然是有失片面的。非洲大陆上诸民族，其物质生存环境显然并不比中国优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节庆里的精神狂欢。同样，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物质文明远远落后于汉族，但他们在节庆中的精神狂欢倾向也十分鲜明。傣族的泼水节，白族的三月街，人人栽歌载舞，似乎并不以物质享受为主，这往往使汉族参与者大为感动。笔者对这些民族的文化缺少研究，难以正面给予阐释，但作为反证，汉族的世俗审美物欲化倾向显然是不能简单归于物质生活贫瘠这样单一的原因。何况，在唐宋明清太平盛世年月，中国人富庶的物质生活水平绝不弱于同期西方国家。因此，作为文化现象，我们还是需要从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探讨，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价值取向与哲学观念中寻求其深层根源。
让我们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