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9-7 作者：张钊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知识界讨论问题，必引徵“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可易。但 是，很多热情、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中肯地指出：“我们头脑中有 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五·四’）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对‘五·四’的再认 识，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观念。”在这些“既定观念中”，王先生首先举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两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为“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出发点。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确需要细致的分析。
中国封建么？
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把官僚、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阶级，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 定论。诸多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
在欧洲，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领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附庸。领主又效忠于君王。采 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欧洲史学称为 Feudalismus （由拉丁文的 Feudum ——采邑一词衍生而来）。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让他们世代相传，服事周 室。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 建（夏、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文献不足，不能臆断）。 Feudalismus 与此类似，因此把它翻译成“封建”，是很恰当的。
幽王被犬戎所杀，诸侯立平王，东迁洛阳，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先儒说：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这是因为，越后来的霸主，就 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维护周室之上。到了战国时，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互相兼并征战，要一统天下了。所以， 在记载战国事迹的《国语》中，周仅仅是诸国之一。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处游说，鼓吹“王道”。天下统一，权 力集中，实在是大势所趋。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史记·秦始皇本记》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 和大臣议论，反对封建的过程。汉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而把国土改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 甚至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后来，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老师）和相（行政总管），教导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 他们的自主。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失败，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实际地位降为臣子。贾宜的《治安策》就是劝文帝压抑诸 王的名著。从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封土建国，血缘相传，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这样看来， 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而贵族也随之消亡。“反封建”与“反贵族统治阶级”的口号，都是无的放矢。
但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搬用欧洲的成论，比附、分析中国的历史、政治，这种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 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大胆假设、细心求证”，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这样治学，把结论放在证据之 前，难免先入为主，曲解事实。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 迹。证据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软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模糊它的定义，扩展它的外延，以寻求符合。靠了这样 牵强的推导，商、周是奴隶制度；秦、汉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刚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对它 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
中国落后么？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 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 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 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 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浏亮，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价值钜万，为 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成功。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 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渐渐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中 国“落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始明 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从此 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 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高度成熟，高度实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 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养、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 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慧”）。中国文人丰富、精致 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 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 亡。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 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中国有贵族阶级么？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阶级。一切官僚、文人、士大 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阶级；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阶级；阶级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
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 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 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 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 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 阶级；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阶级，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阶级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 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 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 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 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 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 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