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后殖民主义与女权主义才"磨合"得比较"近乎"，几乎结成了"同盟"（促成这种联盟的因素是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而在此前相当一段时间中，这两种同样著名的批判理论之间却存在严重冲突。它们在以下问题上曾经存在严重分歧：如何评价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如何认识殖民主义者利用女权主义的标准支持自己的"文明化使命"。
1、女权主义还是新东方主义？
最重要的分歧发生在关于"第三世界妇女"的问题上。有些持女权主义立场的后殖民主义者认为：仅仅关注种族政治必然忽视妇女在帝国主义状况下的"双重殖民化"（既是种族的又是性别的）境遇。这种理论假设：第三世界的妇女是本土的与外来的夫权制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双重牺牲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同样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这方面则表现出严重的理论盲视。
而在一些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权主义津津乐道的所谓"第三世界妇女"，尤其是对于她们的"差异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色彩。无论本土的妇女走到哪里，西方的女权主义者都要求她（们）展示这种所谓的"差异性"。这种对于本土女性的色彩斑斓的异国情调的迷恋，不过是满足了西方妇女的一种窥淫欲望。差异意识设立了一个隐含的文化等级：西方女权主义者拥有为"不幸的姐妹"准备解放道路的特权。
在《在西方的眼睛之下：女权主义学术与殖民话语》（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一文中，莫汉蒂（C· T·Mohanty）指出："第三世界妇女"这个范畴在两层意义上是殖民主义性质的。首先，它是种族还原主义的，即把第三世界的妇女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东西，无视在第三世界妇女之间存在大量物质的与历史的差异；其次，它通过把"第三世界妇女"当作与第一世界妇女相对的"它者"，来巩固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自我身份。这样，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生产出了一种双重殖民化的叙述，以便把第三世界妇女政治上的"不成熟"与第一世界妇女的"成熟"进行对比。把第三世界妇女再现为贫苦的、没有受过教育的、束缚在传统中的、以家庭为中心的，这正好可以反衬出西方妇女是富有的、有教养的、现代的、自我决定的，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性与肉体。也就是说，第三世界妇女的文化"贫乏"强化着西方女权主义的拯救意识形态。
*本文在观点与材料上都极大地得益于里拉·甘地（Leela Gandhi）女士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书（Postcolonial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llen & Unwin,1998），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在很大的程度上，上述对于女权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吸收了赛义德对于殖民话语的理解。在赛义德看来，殖民话语是一种再现被征服的他者的文化特权，无论是东方主义者还是女权主义者，都试图通过一个共同的教条来言说第三世界，这个教条坚持：他们（第三世界）不能再现自己，他们必须被再现。因此，"第三世界的妇女"可以被视作是西方知识的另一个"对象"。
斯皮瓦克（J·Spivak）对于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知识系统同样进行了挑战。在《一个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一文中，斯皮瓦克以著名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瓦（J·Kristeva）的《关于中国妇女》（About Chinese Women，trans. Antia Barrows, London, Marions Boyers.1977）为批判对象，分析了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自恋。斯皮瓦克指出：在克里斯蒂瓦的文本中，中国的妇女翘首以待地期盼着法国女权主义者的演说，在处于被观察地位的中国妇女的沉默与处于观察地位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语霸权之间存在严重的鸿沟。我们从来听不到中国妇女的声音。斯皮瓦克说："面对这些沉默的妇女，她（克里斯蒂瓦）的问题与其说与她们相关，不如说与她自己的身份相关。"（1）斯皮瓦克的解构式阅读所要质疑的就是这些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论暴力"，这种暴力使她们自己成为权威性的认识主体，而中国的妇女则成了被动的、被剥夺了话语权的认识对象。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关于中国的妇女》实际上是关于克里斯蒂瓦自己的一本书，它只不过调用第三世界妇女的差异性以作为西方理论的原料。展现在克里斯蒂瓦面前的物质的与历史的舞台只是一个自我确证的机会。这些女权主义批评家对西方的或资本主义的"他者"（第三世界妇女）的兴趣无疑是自我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不过是殖民主义的同谋，一种新东方主义（neo-Orientalism）话语。因为根据赛义德，东方主义是为了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建构东方或把东方东方化的一种霸权话语。在把第三世界的妇女建构为铁板一块的无差别的"他者"方面，女权主义无疑隶属于殖民知识-话语体系。正如莫汉蒂所说的："如果没有铁板一块的、创造了’第三世界’的话语，那么就不可能有（独特而富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如果没有’第三世界的妇女’，西方妇女的特殊自我表征将是成问题的。"因而，在将本土女性"他者"的差异性/特殊性加以本质化的女权主义研究中，都存在帝国主义的影子。
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看来，错误的根源在于霸权化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所声称的再现/代表特权（在英文中，represent或representative有"再现"与"代表"的双重含义）。以自由与学术相标榜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在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地为第三世界本土妇女说话时，恰恰剥夺了后者自己的声音。斯皮瓦克在《贱民能够说话吗？》（2）这篇重要文章中，深入探讨了作为研究主体的调查者（在此即西方女权主义批评家）与作为"贱民"的研究对象（在此即第三世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她问："我们如何才能触及人民的意识？贱民能通过什么样的声音-意识说话？"斯皮瓦克把我们置于再现/代表与可再现性/可代表性这个熟悉又难办的领地。历史学家与研究者如何才能避免不可避免的风险：把自己当作贱民意识的权威代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放弃再现/代表？何种知识分子有资格再现（代表）何种贱民？是否存在不能被再现（代表）的、但又能够知道自己并言说自己的贱民？谁是真正的或代表性的贱民（尤其是在帝国主义者提供的参照框架中）？斯皮瓦克深刻地指出：性别化的贱民（gendered subaltern）所以消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听她们言说自己。她们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不断加以利用的工具，是书写其他欲望与意义的文本。
(1)、参见斯皮瓦克：《在另一个世界：文化政治学论文集》（In the Other World: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Methuen, New York,1987,p137。
(2)参见克里斯蒂瓦《贱民能够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收入《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阐释》（Marxist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 Lawrence Grossberg, Education, Basingstoke,1988,pp 271-313。
斯皮瓦克的《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Three woma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1985, Critical Inquiry ,Vol.12,pp.242-61）同样是论述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话语中的缺席。此文展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与女权主义批评之间冲突的核心。文章指出：在那些庆贺西方女性主体的出场的文献中，第三世界妇女是明显缺席的。斯皮瓦克说，西方女权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对于妇女历史的重读表明，西方的女权主义历史运动就是依据这种个人主义的女性来界定自己。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从来不考虑女性个人主义的战场在什么地方，也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个人主义的女性"成就"相联系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的文章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权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女性个人主义者是在与中心与强势力量的关系中阐述自己的，本地的妇女在这个关于妇女的规范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