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作为一种最能体现人性特点而又需要在生活境遇中被塑铸的人类普世意义，被所有民族、国家、职业所推崇和倡导；作为一种与社会身份、职业岗位、责任义务相联系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阶级性乃至行业集团性。诚如恩格斯所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处于不同社会地位、从事不同职业行当、承担不同责任义务的人必定会有不同的荣辱价值取向，需要每个人用心灵和行为去体悟、去践行。因此，以“荣”于“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耻”于“危害祖国、背离人民、愚昧无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见利忘义、违法乱纪、骄奢淫逸”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树，必须落实于职业岗位和角色身份的实践主体。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管理者、社会风气的倡导者，拥有比普通公民更多的发言话语权、资源支配权和人格影响力，理应成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主体。
“八荣八耻”对领导干部而言的核心主题仍然是毛泽东长期坚持和倡导的“为谁服务”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邓小平同志主张将“人民满不满意，人民高不高兴，人民赞不赞成”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与言行的标准。“为谁服务？”的荣辱观考验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的权力观。
首先，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才能躬行实践党的根本宗旨。其次，权力背后隐藏着利益。明确这类利益是属于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还是专门为己“独享”的私人利益，是“八荣八耻”荣辱观考验权力观上的大是大非，不得含糊立场。第三，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里，权力总是有限的，没有德性的权力只是一种施威的工具或武器，权力只有被具有德性的人掌握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向上发展、人们幸福生活的“动力源”。
世界近代史表明，每个国家崛起，都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撑。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英国就是这样，她一面像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指出的那样，抓市场经济，一面像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那样，抓道德力量。英国当年的成功是物质和精神，市场和道德日趋完美结合的结果。后发国家崛起，更要借重道德的力量，法国有法国精神，德国有德国精神，美国有美国精神，日本有日本精神，韩国有韩国精神，这是一条成功的历史经验。“八荣八耻”作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为领导干部在为政实践中，如何用好权、行好位，提供了一座道德保障平台。
“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为社会主义领导干部道德风尚的形成提供了两类互为关联的价值评价系统：一类是社会价值评价系统，另一类是内在于人精神世界的“良知”。作为社会价值评判系统的“八荣八耻”荣辱观表现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社会风俗舆论等，领导干部凭借这些精神力量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使他们在权衡名利得失“是否恰当”时不得不认真考虑至少是顾及“八荣八耻”的价值批判。
长期以来，由于荣辱观的“沉默”，不仅弱化了道德的软约束力，甚至弱化了法律的硬威慑力。这是否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历史诠释呢？虽然我国建立了一套不算太差的廉政制度，就因为没有形成相应地推动该制度落实的荣辱价值导向而终于陷入了越反越腐、越腐越反的恶性循环之中。
作为“良知”存在形态的“八荣八耻”通过领导干部对其自身行为的反思性评判，方能在“所有的场合都注意克制自己的妄自尊大之心，并将其控制在别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当领导干部们都能自觉以“八荣八耻”的荣辱观来回顾和检视自己的行为动机时，就会产生更深刻的荣辱体会、羞耻之心。一个良心深受“八荣八耻”谴责的人自然会感到种种极度的痛苦，让他一生得不到平静和安宁，经常处于焦虑不安之中的精神绝境；一个良心深受“八荣八耻”褒奖的人自然会安闲满足、雍容持重，灵魂世界进入自尊自爱的精神境界。“八荣八耻”荣辱观作为一把有效纠正“人性中存在的那些原始的自私感情”的利剑，小可立身，大可净化社会风俗，稳固人心，为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打下坚实的道义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