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日显突出，使得安全问题呈现多面性。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存而且相互交织，又使安全问题呈现复杂性。
新安全观的形成是国际形势和各国国内安全的客观需要，在国际上已形成一定的共识。
新安全观主张“综合安全”，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相互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安全观主张“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各国在各种领域特别在经济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安全方面，国际合作有一定难度，但各国已普遍认识到，合作是获取国家安全的重要途径，共同安全是防止威胁的可靠前提。
中国的新安全观核心内容为：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原则，协作是途径。
经济安全居突出地位
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本国的主要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而国际经济竞争也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面临“边缘化”的危险。从墨西哥到东亚，再到阿根廷和巴西，几年以来接连发生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加之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和生态环境恶化，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受到严重威胁。经济困难和危机还在一些国家引发了政局和社会动荡。
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联的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受到各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严重关切。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文明冲突论”扩散的情况下，文化安全问题也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
国际安全形势之严峻在于威胁来源多样化和高科技的运用。既有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又有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且这两种因素相互交织，比过去更难以防范和应对。
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安全的重要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往往不是以主权国家的形态出现，而是以一股或几股极端主义势力在一国内或在几个国家范围内发动恐怖袭击的形式出现。
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是：“非对称性”、隐蔽性、突袭性和分散性。它不仅使国家安全，而且使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造成普遍的“恐怖心理”。
与此同时，传统安全问题形势也依然严峻。美国退出反导条约，毁掉了国际社会多年来在裁军问题上经过艰苦努力获取的成果，国际军控及裁军体制面临瓦解。美国扩大军事机构，拼命增加军事预算，加紧推行NMD，乘反恐之机扩展海外驻军，重新将核武器作为“攻击性威慑力量”，这一切都给国际安全造成现实威胁。
先发制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国际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讨论和研究国际安全的任何方面问题时，都不能忘记“美国因素”。
“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做出了大幅度的调整。美国把安全威胁定位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地区性冲突三个方面，其中恐怖主义是首要威胁。这是2002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正式确定的。
研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同研究美国国际战略结合起来。上述报告把“先发制人”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先发制人”战略于2002年5月由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同年6月被提升为“布什主义”。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国际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在获取“绝对安全”和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国军事力量更具进攻性和侵略性。美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以任何借口，打击它认为需要打击的国家和势力。其二，美国可以选择与盟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选择单独行动。这实际上确定了“单边主义”的政策取向。
北约新一轮的东扩也应放在美国国际战略选择上来考虑。新一轮东扩已经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俄认为，北约东扩没有“客观需要”，也不会使俄更安全。北约正在谋求“冲击欧洲”，再扩到中亚地区，对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北约正在转变。“新北约”何去何从尚不清楚，但就目前来说，有两点没有改变：北约依然是军事集团组织，正在筹建“快速反应部队”；北约是美国主导的，东扩是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意图，美国控制欧洲、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
反恐与反霸
“9·11”事件之后，美国经过阿富汗战争，打垮了“基地”组织。然而国际恐怖活动并未减少，反而呈扩大和蔓延之势。在印尼和菲律宾相继发生恐怖爆炸案之后，东南亚国家成为恐怖活动的危险地区。接下来是莫斯科人质事件、法国油轮爆炸，美国驻外士兵和外交官遭暗杀。美国还不断受到恐怖袭击的恐吓。一处爆炸惊恐全球，国际恐怖活动对全球安全造成十分危险的威胁。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新霸权主义包含范围很广，包括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等。
美国霸权主义的两种“新理论”值得注意。一种是“霸权和平论”，认为现今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争斗和冲突不断，而由一个霸权国家来控制国际体系和维持世界秩序，就能有世界和平。另一种是“仁慈霸权论”，主张除依靠军事力量外，要更多注重经济渗透和文化影响，特别是将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推向世界各地。
恐怖主义的产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但无可讳言的是，美国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因此，既要反恐也要反霸。在反恐联盟中，同美国既要联合也要斗争。
反恐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
恐怖活动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国际性，对全人类的安全危害极大。“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一切危害人民生命的各种恐怖活动，反恐的国际合作有了良好的发展，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恐国际合作现在运作正常，双边或多边的磋商、交流与合作在不断加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安理会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但在反恐国际合作正常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协调与矛盾。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另有他图，要把反恐斗争和反恐联盟纳入它的称霸世界的战略。
反恐是一项长期斗争，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极其复杂，要铲除恐怖主义根源必须“综合治理”。军事打击是必要的，但仅仅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一味迷信武力更是不可取的，应动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其中，综小贫困差距和维护文明多样性，已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迫切任务。
居安思危：我国的安全环境
从90年代以来，中国在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
然而，应该看到，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入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维护国内稳定和周边及国际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