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并限定边界的资源集合，”并认为企业的增长源泉是企业的内部资源。根据潘罗斯的逻辑，对生产性资源的使用产生生产性服务，生产性服务发挥作用的过程推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增加又会导致管理力量的增长，从而推动企业的增长。
潘罗斯是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上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经济学家。她把知识分为两类：客观的和经验的。客观的知识独立于个人或团体之外，可以通过书籍、蓝图和语言向任何人传播。经验的知识却无法通过这些途径来传播，与个人无法分开，而且离不开一个有一起工作之经验的个人的集合(即组织)。生产性服务是在使用资源的经验中产生的，所以这种服务会创造出内在于企业的知识。同样的资源，当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与不同类型或数量的其他资源相组合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服务，所以从特定企业的经验中所产生的知识还会是独特的。这是后来被概念化为独特的或难以模仿的企业能力的最初理论表述。
潘罗斯认为生产性服务的异质性赋予每个企业以独具的特征，而每个企业扩张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继承的”(inherited)资源的制约。因此，企业倾向于围绕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进行竞争和扩张：“在某些专门制造领域具有高度的胜任(competence)和技术知识基础之上进行多样化和扩张是(美国)许多最大企业的特色。这种类型的胜任与市场位置结合在一起是一个企业所能发展的最强大和最持久的阵地。”很显然，这种阵地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在竞争环境中继续增长的基本武器：“长期内，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长并不那么取决于能组织生产甚至大范围多样化的产品，而更取决于有能力建立一个或更多的宽阔而相对坚不可摧的‘基地’，从这些基地出发企业能够在一个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和竞争性的世界里调整并扩展它的业务。重要的考虑并不是生产规模，也不是企业的大小，相反，而是企业能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阵地的性质。”
受潘罗斯的启发，第一个提出企业能力概念的经济学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业组织》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来指企业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他认为，工业开展着无限多的活动，而这些活动需要由具备适当能力的组织来开展。需要由同样的能力去从事的活动是相似活动(similar activities)，而企业倾向专门从事于其能力可以带来比较优势的活动，即相似活动。代表了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又要求这种或那种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定义为互补活动(complementary activities)。互补活动需要由不相关的能力去从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最关键的要点在于他认为，由于许多需要协调的非相似活动必须通过企业之间的能力互补来进行(如技术上的匹配和交流)，所以互补活动的协调既不可能全部由一个企业承担，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执行平衡供给和需求功能的市场来承担，而必须由企业之间的合作来承担。于是，理查德森扩展了潘罗斯的企业理论，把企业之间的合作概念化为在企业之外(市场)的或企业之内(科层)的协调机制之外的第三种协调机制。
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西方现代大企业诞生、发展和变化的研究支持了能力演进的理论(Chandler，1992)。他早期在对美国大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研究中(Chandler，1962)提出了与潘罗斯很相近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美国大企业从直线职能结构向多部门结构(事业部制或所谓的M型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析，钱德勒发现，企业执行新的战略就要求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组织结构，而结构对于更有效地利用企业的资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他后来发表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动力》(Chandler， 1990)一书中，钱德勒对以现代大企业为基础的管理资本主义在三个西方主要工业强权——即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德勒在这本书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是组织能力。以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演变为背景，钱德勒对现代管理型企业产生和发展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向管理型大企业的过渡创造了组织能力的基础，由此而发展出来的组织能力是企业、工业甚至国民经济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和持续经济扩张的动力，决定了企业和国家的兴衰。
尼尔森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Nelson and Winter，1982)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他们认为，理解以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变迁，经济理论的分析单位不能像正统经济学那样只停留在总体变量上，而必须置于微观的企业活动基础之上。在他们的经济演化理论中，动态演进的企业和作为自然选择的市场机制是影响经济变迁的两个关键机制。
重构经济学微观基础的努力使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一个关于企业能力和行为的演化理论。为了理解企业的知识存在于什么地方，企业的能力如何发展变化，以及企业怎样改进寻求利润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把企业定义为一个由组织惯例所组成的层级结构(a hierarchy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于是，企业是在任何时点都具有一定能力和决策规则的实体：随时间流逝，这些能力和规则作为有目的解决问题的努力和随机事件的结果而被更改；而随时间流逝，市场作为自然选择的相应经济机制决定哪些企业赢利，哪些企业不赢利，并且淘汰掉后者。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都在这个基础上加以理解。
在这个企业模型中(细节见该书第4～5章)，组织惯例在解释企业行为方面起着中心作用。第一，惯例执行组织的记忆功能，即组织活动的惯例化构成组织的特定运行知识最重要的储存形式。一个组织的能力首先存在于成员个人的知识储备中，也就是说，组织成员都知道如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储存于人的记忆中的知识只是在一定的关联(context)中才有意义、有效果，而对于组织中所应用的知识，那种关联是组织的关联。一个生产组织运行的关键是协调；而协调的关键是个别成员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响应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一个组织所积累起来的惯例作为一种组织机制，使个别成员能够理解来自其他成员和工作环境的信息流，使他们进行符合组织整体行动需要的个人行动。因此，当组织处于惯例运行的状态，管理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新的、不确定的领域。
第二，惯例还有制约组织内部冲突的功能。由于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组织内部存在冲突。组织惯例的存在可以帮助在组织正常运行的要求和所有组织成员的动机之间产生某种稳定的和解。惯例所造成的这种折衷不是通过服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通过使成员们很少会对彼此的行为感到意外。组织都存在某种控制机制。在惯例化的运行中，贯彻规章制度的机制与其他激励因素相结合，使组织成员“满足于”他们在组织惯例中扮演的角色。但惯例并不能消灭冲突，只是把冲突控制在可以预期的界限之内。简言之，惯例化运行导致组织内部的“休战”。
第三，惯例是一个组织的技能(skills)。正如个人技能一样，组织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得来的。但组织学习是一个社会的和集体的过程，它不仅通过个人之间的模仿，而且通过对理解和解决复杂问题的共同努力。所以组织学习要求沟通的共同规则和有协调的搜寻。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知识储存于组织的惯例和运行程序之中，而惯例代表了成功解决特定问题的互动模式，并存在于团体行为之中。由于这种集体行为的复杂性，嵌入在惯例之中的知识大都是“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即组织成员并不完全意识到操作的细节知识，而且感到很难或不可能把这些细节知识全部用语言表达清楚。组织惯例在任何时点上都决定了企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是组织能力的载体。正是由于惯例具有强烈的缄默性质，所以模仿一个企业的能力并不容易。因此，惯例使企业的能力具有独特性，而且是造成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绩效差异的基础。
综上所述，演化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知识的库存：企业把已有的知识储存在组织惯例之中(解释企业现有的能力)，并在竞争过程中搜寻新的知识和新的惯例(解释企业能力的发展)。理解企业能够在未来做什么就必须理解企业现在能够做什么。因此，企业的行为可以由它们所使用的惯例来解释，而给企业作模型意味着给惯例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作模型。这样的企业是动态的，永远处于发展和搜寻的过程之中。由于详细分析了企业能力产生和演进的机制，演化经济学为“动态能力”战略观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总之，潘罗斯、理查德森、钱德勒、尼尔森和温特等人的工作预示了“动态能力”战略观的兴起，并为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些工作本身也汇集成为一个动态企业理论的潮流。
(二)动态能力的战略观
1．早期的战略思想。企业能力观点在战略管理领域发展的动力是战略学家对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探寻，而这种探寻贯穿了战略管理(企业战略)领域的全部发展史。
集早期企业战略思想之大成的是Kenneth Andrews发表于 1971年的《公司战略的概念》(Andrews，1987／1971)一书，它也标志着战略管理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一个战略管理的基本框架。Andrews认为，战略管理的核心作用是把环境的机会和企业的力量相匹配，同时保护企业的弱点使之不受到环境的威胁。很自然，这个框架同时注重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战略问题焦点在于企业自身力量和外部机会的匹配上。对于企业的内部因素(即企业的力量)，Andrews使用了“独特的胜任”(distinctive competence)概念。在他的用法中，“独特的胜任”是指使一个公司能够在某些领域做的特别好的力量，但他对这个概念仅仅是从直觉上使用的，并没有严格的定义。
80年代，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Porter，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