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11-27 作者：李德顺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的哲学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不仅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且要用哲学来总结（中国的）20世纪，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更自觉地把握未来的走向。
一、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与启示
一般说来，哲学的发展和命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它的客观基础和外部环境，即哲学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学的发展繁荣也就愈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证；另一个是它的主观条件和内部机制，即哲学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学自身的逻辑力量。哲学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学就愈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现实历史进程。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中国哲学50年”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哲学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为理解哲学的历史状况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线索。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同新中国的整个事业一道，经过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又进行了逻辑学、美学和生物遗传学等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大部分讨论的实质，都与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关。其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一定的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 “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斗争哲学”、“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人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 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理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等。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总量超过了已往的30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哲学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各种迹象表明，由哲学呼唤来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为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更大的生机。
当然，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哲学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广泛更切实的生活实践领域中，更应该看到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奋斗和探索，我国党和人民终于得到了这个时代重大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杰出成就，邓小平理论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和高度智慧，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不仅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显示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思想、理论、智慧和勇气，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理解、新应用，并且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与走在时代前沿的思维方式相通。在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无疑应该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顾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政治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就哲学这一方面而言，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他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让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直接地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既然哲学的命运取决于社会对它的需要和它的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么哲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去关注社会发展的需要，去理解、引导和提升这些需要，使人们实践的需要与理论的需要能够在一个新的境界和水平上联系起来、一致起来，从而走向哲学与现实之间积极的良性的互动。
二、对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与人类实践和思考的内在进程相联系的。
在整个20世纪里，人类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荡和变革。其中有两件堪称是最重大的事情，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地改变人类的面貌，这就是：（1）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普遍应用；（2）社会主义从理想走向现实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两大实践的背后，都必然显露出一定哲学思维的特征；在两大实践的经验中，都包含着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因此，要从时代精神和文明的高度来反思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不着眼于深层思维方式的演进。
（一）从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及其思想启示看来，我觉得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值得注意：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人类的科学思维方式，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的单纯实体型思维向现代的动态关系型思维转变。这是发生在“第一哲学”即存在论（ONTOIOGY，旧译本体论）层面的重大突破。
完全实体化或“实体中心论”的思维，是２０世纪以前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与最大特点，就是把一切现象最终都归依于某种特有的或终极的实体（物体、粒子等）的存在，认为只有找到了某种现象的最终实体，才是达到了对它的科学解释。例如在科学史上，曾有过把燃烧现象归结为“燃素”的存在与属性的错误。这一错误可说是单纯实体型思维的一个典型，虽然它本身早就被纠正了，但那种思路却并未被从根本上超越。然而在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中，寻找最终的实体和粒子之类，却已不再是科学的前沿。与之不同的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功能、信息等“关系”特征和状态，成了从“老三论”、“新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