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2-14 作者：程志敏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文化大革命；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文化大革命，（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 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文革”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化大革命就属于此列。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毛泽东）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