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2003-1-22 作者：王 杰
第一、二章我们对戴震义理之学形成与确立的前提、原则方法等做了一定篇幅的叙述和铺垫，目的是为了引申和说明戴震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因此，从本章开始，本文将遵循戴震义理之学的内在思想逻辑结构，对戴震义理之学的理论表现形态棗即从自然哲学（元气实体论）过渡到社会伦理哲学（人性论、认识论）再过渡到政治哲学（理欲统一论）做一较为全面系统的剖析和论述。
一．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1 程朱杂袭释老以立说
程朱理学在吸收、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在思维水平和理论框架上超越了孔孟以来的传统儒学，建构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程朱理学在建构起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后，又不失时机地对释老思想特别是对释老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批判。程朱对释老批判驳难的言论在其论著中俯拾皆是。理学对释老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也不可谓不深刻，程朱把“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1] 作为儒、释区别之标识。但是，理学在对释老进行批判的同时，自己却不自觉地先入为主地陷入了释老的“本末倒置”的思维模式之中。可以说，理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对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现象寻找最终的价值本体。理学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则主要得益于释老思维特征的影响。对这一点，理学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朱熹说：“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2] 朱熹把自己的“理”看作是“实理”，而认为释老所言皆“空”皆“无”，就像“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3] 一样。朱熹似乎把“儒言有”与“释言空”、“道言无”作为区别两种学说之根据，但事实上，朱熹对释老本体论之批判，却没有跳出? 屠纤嘉Ｊ降氖浚讨煲运臧竦摹袄怼保胧汀⒌乐翱铡薄ⅰ拔蕖毕嗲穑晕?nbsp;“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孰不知，程朱所标榜之“理”，与释、道之“空”、“无”究其本质无任何区别，只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而已。已有不少思想家对程朱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揭露得最彻底批判得最无情的是颜元和戴震。颜元曾揭露说：“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这种做法是“借‘四书’、‘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4] 在颜元看来，程朱非儒家真传正宗，不过是打着儒家招牌的“禅宗”而已。这样，颜元就把程朱从正统的儒家传统中排斥了出来。戴震说，程朱之“理”，与释、道之“空”、“无”并相区别，只不过是“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理”，结果造成“学者转相传述，适所以诬圣乱经”。[5] 戴震认为，“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释为借阶，虽终能觉悟老、释之非，而受其蔽、习于先入之言不察者亦不少。”程朱等人出入释老几十年，“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于儒耳。”程朱的所作所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陆王学说更是几同于禅学。戴震指出，程朱把理、气分为二途，“截之分明”，把“理”看作是产生于万事万物之外的“完全自足”的东西，究其实质并非其发明创造，而是杂袭佛教以“真空”为“完全自足”、“以神为天地之本”拼凑而成的，释老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者为虚幻，程朱以“理”当其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者为粗迹。概言之就是,“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6] 戴震于是得出结论说：“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7] 正因为宋儒杂袭释老，与原始孔孟之学已大相径庭，戴震要回归原始儒家，第一步就是要揭露宋儒对孔孟的歪曲。戴震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进步宇宙观，对程朱理学“理先气后”、“理主宰气”的思想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揭露。戴震在这里用非常准确、明晰的语言指明了程朱理学杂袭释氏之言的伎俩。戴震也告诫说，人们尊信了数百年的程朱理学原来并非神圣，并非高高在上的至尊权威，不过是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上与释老如出一辙，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而程朱则是“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8]“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9] 冯友兰先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批判精神做了很简练准确的概括：“东原以为宋明道学家之学，皆‘杂袭老、释之言’以解经者。自以辟道学家之学为己任，如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然。”[10] 戴震的这些看法，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揭露了程朱理学“析理气为二”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击中了程朱理学“理本论”的要害。
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及其分化
戴震的元气实体思想是在批判理学超验本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学以释老为其形而上学架构，因而有形而上与形而下、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理与欲之分别。《易·系辞上》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程颐以为这句话把道、器作形而上、形而下之分最分明，要人默而志之；朱熹则用形而上、形而下作为区别理、气之标识。理学的超验本体论具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在“形而上”的层面，理学试图建构一个超越世界之上的“理在气先”的本体论体系，即理本论体系。但是在“形而下”的层面，理学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叙述上，则又突破了其理本论体系的限制，并闪耀出大量合理正确的思想辉光。这就是理学方法与体系之间的矛盾。正因为理学体系自身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自明中叶以后，理学内部便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学派：一派是对理学“性理之学”的改造，发生了“由外向内” 的学术转向，产生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派是继承和发展了理学合理进步的成分，产生了以罗钦顺、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学。各派之间互相辩难、互相磨砺，于是，在明清思想史上，出现了理学、心学、气学三足鼎立的格局。由于理学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尽管心学、气学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但主要还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要彻底批判程朱理学，首先就要打破理学赖以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瓦解理学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体系。在戴震以前，已有许多思想家为突破或打破这一矛盾体系做了大量不懈的努力，但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王夫之在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继承了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气学思想，全面系统地解决了理气、道器问题，成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可以说，在宇宙本体论方面，戴震并没有比王夫之提供更多新的内容。戴震元气本体论学说不同于以往“气本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他全面继承了自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以来元气本体论的学说，试图以训诂考据为手段，通过严密细致的逻辑推理方法，打破了程朱理学赖以存在的“天理”基础，把元气实体思想建构在坚实的“实体实事”、“气化”基础之上。
二．戴震天道思想之构成：气、理、道
1、“气”为万物存在之本原
戴震是在对理学“理本论”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元气实体思想的。关于“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并非戴震所发明。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这一主张一直为许多思想家所坚持。如先秦时期宋尹学派的“精气”说，东汉王充的“元气”说，唐柳宗元、刘禹锡的“元气自然论”，北宋张载的“元气本体论”，清王夫之的“以气为本体”说等。戴震在继承前辈思想家的基础上，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对这一学说做了更详细、更具体的阐述。戴震明确指出，“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齐，是以成性各殊。”[11]“气”是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唯一物质实体和本原。如果戴震仅仅停留在对“气”为万物本原现象的描述上，则无任何新意可言。在这个问题上，戴震借助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气”产生万事万物的矛盾运动过程及其内在运动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在戴震看来，原始之气分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内部相互摩荡、相互杂糅，从而演化出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这就是戴震所说的“在气化……则阴阳五行，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类不同，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12] 不但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由阴阳二气演化而来，就连“飞潜动植”乃至一切生物界皆为阴阳二气矛盾运动的结果。
戴震对世界存在的本原做了多层次的探讨。一是认为“气”是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这就是他所说的“气化生人生物”[13]，“人物分于气化，各成其性”[14]；二是认为阴阳五行的运动变化是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这就是他所说的“人物生生，本五行、阴阳”[15]，“就男女万物言之，则阴阳五行乃其根柢，乃其生生之本，亦岂待别求一物为之根柢，而阴阳五行不足生生哉”[16]；三是认为“天道”是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由天道以有人物。”[17]“人物咸本于天道”[18]；四是把“天地”看作是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即他所说的“有天地，然后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资始曰性”[19]，“人物受形于天地”。 “人之生也，禀天地之气。”[20] 除以上四种提法外，戴震有时还把“太极”视为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以为人与万物“莫不会归于此”。通过以上引述可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