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白银化；现代经济；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发展一般我们都从金融上讨论白银化，但其实还有财政的问题。明朝万历年间的财政非常有意思，其国库保留了会计记录，方便了我们了解当时的政府状况。笔者最近在读顾准关于希腊和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其中涉及到政府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政府和西方政府的状况不一样，或许可以从明朝白银化中找到一些线索。所以，对它的讨论无论是从学术发展还是现实研究方面看，都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后期有大量白银流入，对于这个现象，外国学者的研究比较多，因为主要资料在西方。其实，“为什么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但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而在经济史方面，则很早就有专门从钱币或者货币角度进行的研究。比如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方仲先生和日本、英国的一些学者从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角度进行了研究，而彭信威先生、杨联升先生、日本的加藤繁先生也都从货币史的视角对白银有所涉及，但是，一直没有人研究外部白银流入对中国的总体影响到底是什么。
这还是应该从中国本身找起。从经济和货币层面上看，明朝白银成了重要的社会现象，可翻开明朝的历史史籍，明代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比如《明会典》、《明实录》等等，只能看到“钞法”、“钱法”，没有“银法”。这说明，白银其实不是明王朝的法定货币，没有制度可言，所以，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是历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那么，白银是怎么在明朝货币化的？又怎么形成了实际上的主币？
明朝的法定货币是宝钞，白银被禁止使用。那么，禁例之中的白银是怎么货币化的呢？这应该从民间开始。最早注意明初民间实际使用通货状况的，是傅衣凌先生。他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明代前期这一百多年间所使用的通货是很复杂的。洪武、永乐年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年间开始以银为主。根据427件徽州地区(主要是祁门、休宁、歙县)的土地买卖交易契约，傅衣凌先生编制了一个表，从中可以看出，从洪武到成化，土地买卖中由原来多使用钞，到后来白银逐渐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过程。其实，成化年间，还不到弘治年间，显示土地买卖基本上都是用白银了。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洪武到建文时期，此时，作为法定货币推行于民间的宝钞已经开始衰落；第二，永乐至宣德时期，这仍然是宝钞通行于民间的阶段，特点是宝钞经历了顶峰后衰落，在其永乐年间的顶峰时期，使用的货币基本全是宝钞，宣德之后，向白银过渡的实物交易开始出现；第三，正统至成化时期，这时宝钞逐渐绝迹于民间流通，特点是白银逐渐成为实际主币，并向全国展开。这427件契约文书说明，民间的大宗交易基本以白银为主要货币。
白银货币化不是国家法令推行的结果，而是民间发起的，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历程。从史学角度进行考证，一般认为，这两种趋势的交界点是正统元年“金花银”的出现。《明史》对此有所归纳，但这个归纳高度概括，以致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像“英宗即位……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这种说法不太正确。经过考证，正统年间，尤其是正统初年，一方面，金花银已经出现，但另一方面，国家仍极力维护宝钞的地位，两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并非在英宗正统年间就实现了“朝野率皆用银”。从整体过程可以看出，成化年间才真正实现了民间用银。如果说，英宗“弛用银之禁”，应该有国家法令，但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法令显示出对用银开放的迹象，只有说一部分税粮折征为金花银。关于金花银的问题这篇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讨论。虽然金花银可以追溯到正统，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跟过去的传统有直接联系，并非从英宗才开始。比如，金花银的名称并不见于正统，而是后来才有。
自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主币的地位。《明史•食货志》的高度概括产生了误导，应予澄清。
明初民间白银货币化的趋势，正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客观体现。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是市场萌发的过程，由此引发了晚明社会变迁，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 白银货币化的过程，可以分别从国计、民生两条线索进行考察。国计部分首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货币化，其次是国家财政支出的货币化，分为皇室、官俸、军费和政府开支，然后是国家财政白银货币化的空间分布，主要指各省在太仓库中所占的份额等情况。全汉昇先生在太仓库这方面有非常好的研究，他从货币化的角度，对全国的货币化实行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后面是对一个问题的澄清。以往讲明朝典籍中都规定以实物粮食为单位，直到明末，赋税等仍以田粮为称位，而非白银。但是这种情况与实际不符，当时的白银已经开始在社会流通。白银货币化的实行是全国范围的，包括边远地区，也出现了白银的渗入。美国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在制度，尤其是农业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变化。但大量史料记载的白银货币化足以说明，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变化，包括农业制度，比如田赋。制度变迁之后就是民生部分，它与社会变迁是同步发生的。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化的过程，但绝不仅是发生了经济变革，而是以商品货币为引擎，以市场为推动力，整个社会形成的一种连锁反应，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社会变革，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关于晚明社会变化的研究在经济史界特别多，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后，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卷进了这次社会变革的情况。白银货币化带给晚明社会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另外，在经济史上，相对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讨论并不是很充足。白银货币化其实直接将社会各阶层卷入了白银货币经济中：商人阶层出现并发展壮大，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商业性质的行为扩展到全社会，社会各阶层都出现了对白银的需求。这样一来，商品的流通加速，市场也由乡村集市发展成为城镇市场、区域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笔者认为，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明王朝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它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了市场，国家的作用也就更多地让位给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新契机在此时出现了，王朝权力的衰落自然不可避免。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来看，这个时期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衰败是成正比的，政治迟早要随时代变化，市场经济的萌发意味着王朝体制的危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则导致旧体制的衰亡。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白银货币的扩展不仅改变了旧的社会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改变了旧的价值和思想观念。比如，官和学都可以买了，徭役可以用货币来代，罪过也可以用白银来赎。银子强有力的实用价值远远超出了臣子的说教，社会风尚、秩序，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心理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的财富观念转移了，从他们对白银千方百计、赤裸裸的追求上表现无遗。旧的等级制的分解充分说明晚明中国社会正在沿着由传统向近代发展的路径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