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培 内容提要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确立学术规范，对于深化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批评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同时，提出若干有利于新闻学术规范化的做法：提倡题小文深，反对大而不新；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要充分占有学术信，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核对原始资料，不以讹传讹；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认为，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论文从思维习惯和缺乏研究方法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各自特征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不同的适用范围。论文还花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逻辑方法、观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简介了这些方法的特征、适用范围，并举例说明它们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应用情况。文章认为，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 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 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
重视学术规范 促进新闻学术发展
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 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 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 （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 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 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 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 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 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 （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 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 Method of Tenacity）、权威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直觉法（The Method of Intuition ）、推理法（The Rationalistic 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 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 ，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 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毛泽东、江泽民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 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 《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
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毛泽东，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