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北京青年报》对编辑部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彻底的变革。新的体制下，《北京青年报》编辑部划分为编辑中心、采访中心和相关部门三个部分。其中，编辑中心下设要闻版组、本市版组、国内版组、国际版组、财经版组、体育版组、文化版组、副刊版组、产业专刊版组、生活专刊版组等10个版组；采访中心共设青年时政部、都市新闻部、经济新闻部、文化新闻部、体育新闻部、副刊部、记者部、特稿部、摄影部等9个部室；相关部门共设美编室、社评部、信息中心、新闻中心、群工部、校对室等6个部门。明确规定，编辑不准写稿，记者不能编版。在业务上，编辑有权用电话、网络等手段指挥相关的记者，同时对记者的稿件负责，用或不用均要有所交代。相关部室则各司其职，责任明确。
《北京青年报》编辑部这一组织模式的特征，形式上表现为严格的编采分离，编辑、记者分属两个不同的中心、部门，岗位分离，职责分离，避免了工作的交叉；内在机制上表现为确立了编辑的业务主导地位，突出了“版面质量”这一价值判断核心。其经验和体会对于我们研究编采业务管理问题，特别是进一步加深对编采分离机制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一、准确判断自身资源状况及生产力水平，是思考编辑部组织结构设置问题的前提 管理学认为，越是现代化的大生产，对分工和协作的要求也就越复杂。同样，新闻传播方式越现代化，对传播者之间的分工和协作要求就越高。然而，以往国内多数报社都采用编采合一，编辑也是记者，记者也是编辑，几个人负责一块版，从采到编，有的甚至连画版、拼版全包。应该说，在某一个阶段，这种编采合一的体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是责任清楚，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体制的弊端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因此，基于对市场和自身能力的判断，传统的编采合一或者说部版合一的组织结构，已经很难适应一张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现代都市日报的生产需要。其弊端不仅仅在于编辑“把关人”的作用不突出、记者不能集中精力写稿和认真供稿、滋生关系稿等业务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层的危机还在于，这种“包版到户”的组织模式已经抑制了报社整体报道资源合力的发挥，限制了决策者从宏观上对编采业务的统筹规划，阻碍了对大多数编辑记者工作积极性和潜力的充分调动。
《北京青年报》改制后编辑部半年来的运行状况，已经初步验证了组织结构与生产能力之间的这种联系，彻底的编采分离充分调动了《北京青年报》现有报道资源潜力的发挥。
新体制使《北京青年报》新闻产品的生产实现了向现代工业化方式的过渡，摆脱了一个人从采到编的作坊式运作，走向一种现代工业化的雏形，并且具有多重质量监控关卡。新闻初步成为生产线上的产品，成为集体智慧的产物。
日常报道中，新的机制改变了记者与版面间的对应从属关系，为记者充分发挥自身的报道能力提供了空间。改制以来，许多记者表现出了良好的工作热情，积极向多个版组发稿，稿件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大型采访活动的组织上，新的机制使人员的调动更加顺畅，为形成合力完成集团式报道提供了更有弹性的空间。以三峡导流明渠截流报道和环保试验报道为例，新的机制打破了以往报社以部门为单位各自为战的封闭模式，以国内版组为主导，在短时间内调动了特稿部、记者部、经济新闻部、美编室等多个部门的人员参与报道，充分发挥了报社现有采编资源的整体合力。 二、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分工，是确定编辑部组织结构的基础 就媒体新闻产品的生产过程而言，最基本的两个岗位就是编辑与记者。因此，只有对编辑记者的岗位职责作出清晰的界定，组织结构的确定才有了对象和基础。同时，这种分工的明确也正是编采分离机制的突出特征之一。
《北京青年报》在此次改制过程中对编辑、记者的职责是这样描述的：
编辑是办报人，是报纸编辑方针的执行人，是报纸版面的制作者，对版面的质量负责。编辑一般不采写稿件，不得在所主持的版面上刊发自己的稿件。编辑岗位按职责又分为主编(各版组的负责人)、执行主编(版组内特定版面的负责人)、编辑(版组内特定版面的具体操作者)。
记者是撰稿人，是新闻事实的发现者、开掘者、记录者，是报道内容的实现主体，是稿件的写作者，对稿件的质量负责。专栏作者也是记者，是报纸副刊的撰稿人，表达事实，也表达思想，同样对稿件的质量负责。记者(专栏作者)一般不参与版面的编辑，不得为自己的稿件编辑组版。记者岗位按职责又分主任记者、记者两个层次。记者按领域分工全面负责分管领域的新闻采写，对稿件质量负责。这一描述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三项 ：一是从制度上确立了编辑业务在报社整体采编业务流程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对编辑工作的专业化细分；三是对编辑、记者业务交叉的严格禁止。
在编采分离机制中确立编辑的主导地位，是对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新闻单位重记者、轻编辑机制的一种修正。传统的重采轻编结构不利于报纸贯彻总体的编辑思想，容易使记者形成“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惰性。即便有的记者同时兼任编辑，可以将自己采写稿件与编辑版面两方面的工作统一起来，也容易造成自己给自己把关的弊端。总之，无论是记者“主导”编辑，还是编辑、记者编采合一，都很难对记者构成必要的压力制约，最终难以保证报纸版面质量的提升。报纸的新闻产品要接受读者市场的选择，编辑和记者都要对新闻产品的质量负责。
根据《北京青年报》改版方案提出的思路，如果说记者是新闻产品的“制造商”，那么编辑就是新闻产品的“供应商”。记者采集新闻信息，将信息加工成初级新闻产品，他主要对新闻信息的真实性、全面性负责，编辑则要对新闻信息的价值做出准确判断，帮助记者对初级新闻产品进行二次或多次加工，使其新闻效应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并通过合理的版面语言，使该新闻或新闻组合在报纸版面整体结构中体现出更深层的价值。同时，编辑在汇总和分析新闻信息的基础上，还要挖掘和筛选出有价值的新闻点，参与设计出可操作的策划方案，由总编(或值班副总编)总体组织，编辑负责实施，记者具体行动。这个时候，编辑已经走出了传统意义上的“编辑”范畴，不再沉溺于对稿件的选择、校改、加工等一般性事务，他贡献的主要是他的思想、智慧及组织能力，他的意图、思想、智慧已提前融入到记者的采访活动中去了，记者采写的稿件已成为编辑的思想和记者对新闻事实报道的共同载体。编辑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策划、指挥、组织、设计等功能上来，在编辑思想的统一指挥下，记者写稿便有所适从，有的放矢，稿件的“含金量”将大大增加。编辑“上承”总编辑，“下启”记者，理所当然成为编采机制中的主导力量。
西方国家在编采机制上进行过长期的探索，编采分离、编辑主导已经属于常识性的建制。至今仍被美国新闻界尊为“美国最伟大的编辑”、1904年出任《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范·安达有句名言：“孤陋寡闻的人是不配当编辑的，这样的人无法指导记者到合适的地方去发现和采访新闻。”与中国报纸不同的是，美国报社的记者在数量上要比编辑多得多，而占少数的编辑则对于报纸版面拥有绝对的权力。编辑通常的工作职责是确定记者的采访任务、派遣记者写稿、编辑记者的稿件、确定稿件在版面上的位置等。记者的职责也十分明确：在自己分管的领域和范围发现新闻线索，随时向编辑报告；根据编辑的分派或认可采写新闻 ；继续在一线追踪所报道事件的新进展及相关新闻，防止漏报新闻等。 三、促进编辑记者之间的协调，确保采编业务流程的顺畅，是探讨编辑部组织结构设置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编辑与记者的工作性质差异较大，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采编业务管理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以最为高效的结构来促进编辑记者岗位人员的协调。
从这个意义上讲，编采分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式的绝对分离，而只能是在岗位明确、职责分工基础上的相对分离，或者说，分离不是目的，在分离的过程中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共同创造出最佳的新闻产品才是目的。“编采分离是为了更好的编采结合”，讲的就是这种境界。编采分离机制使编辑与记者两种角色截然分开，又通过编辑指导记者将两种角色有机结合，通过编辑与记者的“对立统一”进行新闻的采集、制造和报道，使新闻有多个关口的过滤，使报纸对新闻的选择更具一致性和衔接性，并通过竞争、筛选、考评、奖罚等环节，不断激发编辑和记者的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新闻产品的质量。这看起来是采编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建立起了对报纸质量的一个新的认定和管理模式。
《北京青年报》此次改制中通过确立编辑业务的主导地位，进而促进了编辑记者围绕“质量”这一核心形成新的良性互动关系。
新体制在编辑记者的职责分工上，一方面强调各自业务范围的彻底分离，明确要求编辑对版面质量负责，但不得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发稿；记者对稿件质量负责，但不参与组版工作。另一方面又规定编辑承担指挥记者外勤采访活动的责任，建立起了以“版面质量”为纽带的新的互动关系。
围绕“质量”这一核心，前方记者与后方编辑的沟通、协调逐步制度化。编辑为了更准确地处理稿件，便不能再等稿，而必须随时了解掌握记者的采访进程，进而作出判断指导记者的采访方向 ；记者为了能够使稿件达到编辑的要求以确保“落地”，也必须积极与编辑协商报道的角度、时效。由于编辑与记者、记者与版面之间固定对应关系的打破，业务操作上的双向选择得以强化，稿件的质量竞争不断明晰，推动报道水平不断提高。 四、组织结构的确定只是采编业务管理工作中的一个环节，需要与考评体系、工作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统筹并进 组织结构的调整是编采分离机制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