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海口（2000年）2.24案件”中，经济消息报刘洪以、中国妇女报邓小波两位记者，以及中国妇女报等新闻媒介，在这一案件中做得完全对。刘艳华行凶经过及她行凶的原因固然可以报道，唐细娥（被刘砍伤者）作为此案件中的重要的当事人，也同样可以充分报道。唐的犯罪事实，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但毕竟是行凶者供出的，是案情的一部分，只要记者不以下结论的口气，完全可以报道。至于记者冒着风险，冲破阻力，跟踪追击，深挖材料，这不但是合法的，也是整个社会所期望的。
关于新闻媒介介入会不会发生错误而造成被动的问题，这需要把报道事实和发表意见分开来谈。新闻一是传递事实，二是传递意见，在报道违法、犯罪新闻中，新闻媒介报道事实的自由度一直较大，当然不能由于故意偏袒或感情用事，而只报道有利于或不利于某一方的新闻。对于传递意见，新闻媒介在司法机关立案之前和之后，都需要非常慎重，特别是在立案后，干脆可以说不要传递什么意见，以免干扰司法公正。即使在立案之前，也避免用法律断语去概括自己采访得到的事实，而是公正地，并尽可能平衡地报道有关当事人的说法和做法，要避免由记者下定性结论，做标题要用简练断语概括，也得加“涉嫌”二字，如“涉嫌杀人”、“涉嫌贪污”等等。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正义的呼喊者、捍卫者，路见不平，拔“笔”相助。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合乎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的，也是合乎有关新闻的法律规定的。但这在现代的犯罪报道中（这里不包括已由法院判决、纪检机关处理的结案报道），常常需要提请那些胸怀正义，拍案而起的记者们注意冷静。你明明是肺都气炸了，还要作“推定无罪”，称有关当事人为“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否则就可能会干扰司法公正，甚至是“藐视法庭”。从为记者和媒体着想的角度来说，你那样激昂慷慨地指人犯罪，万一与事实不符，法庭判了无罪，媒体岂不是犯了十分严重的诽谤，使自己陷入新闻官司。法院的司法程序那么严格都有可能判错案，作为新闻记者你怎能那样笃信自己的报道绝无失误。所以，记者在敢于与腐败、犯罪作斗争，敢于披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还要遵守前人在长期犯罪报道中所积累的经验，尽可能客观报道、平衡报道，尽可能少发或不发结论性意见。这样，才会实质上保证自己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