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培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新闻报道从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广播、电视受到受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但是，新闻报道在形式上变化则比较小，特别是在写作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跟不上转轨的需要，也适应不了新时期的受众，极需来个变化。本文打算就此作一番探讨，主张改变平面化的报道模式，力求多侧面多层次地报道变化中的事物，使新闻报道立体化。本文不想用一种新的模式要求所有的报道，但是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报道，特别是那些在较大广度和深度反映某一事物的新闻、通讯、调查等，应该是如此。
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
打开我们的报纸，稿件似乎只需要分为两大类：表扬稿和批评稿。凡表扬某人或某事物，绝对没有半点批评；凡批评某人或某事件，绝没有一句肯定和谅解。这种绝对化的报道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单位三个月前受到批评时，通篇是批评和抨击；作了些改进，三个月后受到表扬，一点儿问题也不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成绩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是同时存在的；而我们的报道则告诉人们，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坏的，总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平常也讲究既报喜又报忧，但只是这个单位报喜，那个单位报忧。很少看到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既报喜又报忧。这使报道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距离，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说不清为什么不可信）。我们的不少读者批评报纸不真实、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报纸发了多少纯属于虚乌有的假新闻（那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得到揭露和纠正，因此也会得到读者的谅解），而是那些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与事物原貌有距离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心中积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着消极作用。
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发展于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在革命年代，对敌斗争，壁垒分明，报纸只是在划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对敌人要批，对自己人要赞这两条，就得了办报之要领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灭了敌对阶级的社会，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敌斗争，而是经济建设，我们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部分、各种人物，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其复杂性远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单纯的批评或单纯的表扬来表现一个人、一项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显得太简单化，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而且，现代受众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受众无法与之相比的。简单歌颂、简单批评的报道，已经落后于他们对事物的多维的思考，不能概括他们对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面的认识。
新闻报道要立体化
克服这种毛病，其办法就是使新闻报道立体化，向读者展示事物的全貌，包括其各个不同的侧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有深度地报道某一个事物时，必须打破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当你要表扬某事物时，应写以表扬为主，却不回避缺点和不足的报道。后者哪怕只有寥寥几句，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当你批评某干部、某群众、某单位时，可写以批评为主，却又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成绩和长处的报道。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事物。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年代，报道中的许多事物处于较快的变化之中，即使那些被视为经验的东西也只是相对的，有些还要为新做法、新经验所代替，如果极言其利，讳言其弊，就会造成被动，不利于当事者的进步，也不能使受众信服。
报道事物要立体化，报道人物也要尽可能立体化。过去有很多长篇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总是搜罗一面材料，把先进人物写成闪闪发光的高大形象，使之离其本单位人们对他的认识和印象甚远，其结果给先进人物留下一大堆麻烦，甚至使他孤立。久而久之，一些先进人物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我们的报纸当然应当宣扬先进人物，大量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也不应该回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失误（特别是那些明显的不足与失误，在一些群众中曾引起相当的反应时）。比如，新华社有关步鑫生的连续报道就做到了这一点，报道中以恰当的方式透露了他的一些缺点、不足，报道说：“当然，赵嘉祥、沈尧诚（两位发现和扶持步鑫生的干部）从来没有把步鑫生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对他的缺点、弱点也有足够的了解：他办事果断，有时不免急躁，简单；他充满自信，有时又失之主观、固执；他敢负责，有时不大乐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写，无损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且使他避免了因受不适当的吹捧而招致人际关系恶化的困境，使广大读者、特别是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报道中的步鑫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使步鑫生清醒地看到自己进步的道路上还有要克服的缺点。
在本文付印时，新华社报道了步鑫生被免职的消息，可惜这次它未做到立体化、多侧面，只说“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就是说，步的失败完全是他思想、作风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一时间各种新闻媒介都来讲步鑫生的不是，这种局面引起公众的不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闻界咋这样搞？”。而《人民日报》的《一人浮沉，千夫评说》，全面评述了步鑫生失败主客观原因，以及社会各界对步鑫生的看法，既有批评，又有鼓励、希望。述评发表后，各方面读者都给予好评，一些改革者打电话，感谢人民日报说了公道话，说这也是给改革者撑腰壮胆。
由于立体化的报道可以多侧面的反映事物，因此它最适宜于用来加强对中间层次的报道。过去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只着重报道事物的两极（其实那也是不合适的，两极事物也不是绝对的），而立体新闻适合各个层次，特别是中间层次。中间层次在社会生活中是最多的，中间层次也最需要引导、指导。通过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报纸在同一报道对象身上，可以表明肯定哪些方面，不赞成哪些方面，期望和主张什么。在新闻改革中，我们很重视扩大报道面。立体新闻由于上述特点，可以成为加强中间层次报道，扩大报道面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成为新闻改革中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克服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
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方式，应用到批评报道中来，是新闻写作模式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报纸的批评报道，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通篇都是不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和评论。不管是谁，一旦选为批评对象，都是从头批到尾，事物发展过程中有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或能使被批评者得到某种谅解的材料一律避开，被批评者过去的功德更是只字不提，传统的批评报道是以战斗性著称的。
这种战斗性的批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等敌人是可以的、应该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其使用范围就应该大大受到限制。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其矛盾双方都在人民之间，或者是群众与群众，或者是干部与干部，或者是干部与群众，或者是单位与单位。他们的错误，报纸也应该严肃地进行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我们总不能要求医生对病人要有战斗性吧？在调整社会主义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时，报纸舆论应该做到公正、客观，无需把有一方说得十全十美，把另一方说得一无是处。当一方有八、九分错时，我们进行批评；另有一、二分正确的，我们也不妨点出来，并对那犯八、九分错的主客观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公正的、客观的。而只有公正的、客观的批评，才是令人口服、心服的。
然而建国以后的长时期里，由于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的批评报道模式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而得到强化。每次运动或者开展一项中心工作，或以大批判开路或找几个坏典型在报上批一通。这些坏典型，必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历史证明，几十年来，吃这种批评报道的苦头的，坏人并不多，好人倒是不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走上了正道，批评报道比较事实事求是。但是由于基本模式未变，仍然存在着伤害过大的问题。报纸批评本来就存在公开、传播面广，而且留存于世等特点，再加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方式，自然会对被批评者形成过大伤害。套用一句现成话，“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报纸不解决对被批评者的伤害过大问题，它自己也就没有进行批评的自由。这几年批评报道是很难搞，见报前的批准难，见报后告状多，有时是打不尽的官司扯不尽的皮。除了党风、社会风气不正造成的障碍以外，传统的批评报道方式没有得到改革，造成过大伤害，从而使报纸批评阻力增大，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性质，分出批评报道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批评形式。
一、对犯罪分子或犯罪现象的批评，毫无疑问应该有战斗性，不留情面，对其消极面，不能有一句谅解之辞，但分析仍应尽可能客观、全面。
二、对于有错误缺点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应该是治病救人，全面看待。特别是对那些工作有成绩、于社会有贡献者，更应该是下笔有分寸，尽可能实行“适当言好”的办法，即尽可能提到他的有关的成绩的一面，不回避对其有利的材料。
只要我们有意识避免伤害过大，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就拿当年那篇批评商业部长吃客饭的报道来说，除了可以作一些有利于这位部长的背景介绍以外，还可以巧妙地如实透露他犯错误的客观环境，比如这样写：据了解，吃客饭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但人们认为商业部长应该带头加以纠正。在批评一个厂长压制工人民主权利时，还不妨借分析错误的原因，提到他以前在领导工会工作时很重视工人的民主权利（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把这种做法归结为为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在进行过批评，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的新的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但它有助于事物进入新的有序状态。记者有这种平衡意识，对于搞好批评报道，是很
